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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上一篇Yuri（《献给尼金斯基》的编舞）采访里的普相关部分！全文见Sports.ru2021年4月17日所发，本篇仅截取普相关部分。
-你的花滑跨界职业生涯是怎么开始的？
—那是2003年，彼时我供职于鲍里斯·艾夫曼剧院，因膝伤不得不闲居静养。我们的导师，塔季扬娜·科瓦索娃，将我引荐给阿列克谢·米申，让我去当叶甫根尼·普鲁申科的编舞。我为他编了两个节目：《献给尼金斯基》和《探戈与弗拉明戈》——自此以后，进展神速。近日我听说在日韩《尼金斯基》被认为是二十一世纪最伟大的节目（我们没能找到相关信息。——Sports.ru）。
所以，我们可以说：初战告捷。此后，理所当然地，其他花滑教练的邀约纷至沓来。当然我仍继续与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的学生合作。
-开始时你尚非常年轻——二十三岁。莫非你真的毫不露怯？毕竟，普鲁申科已是世界冠军，同时还是奥运奖牌获得者。
—可没有。无论如何，我们谈论的是体育。一样是精英艺术，一样是花样滑冰。众所周知苏式芭蕾对花滑产生了何其巨大的塑造影响，花滑对古典芭蕾的虔信推崇又如何多年如一。因此，很难说兴奋和恐惧哪个更多。特别是那时我还年轻，编舞事业方兴未艾，我渴求经验。忧惧与敬畏多在你经历之后才出现——你害怕搞砸一切，感到重任在肩。
那时我只想工作，尤其是身处这样一个了不起的团队里。作为一个教练、一个有创造力的人，米申使我受益良多——例如，为达到目的，一个人该如何开展团队协作。我认为，阿列克谢是一个教育学、端正的态度和至高专业性的范本。
-在他对团队的态度方面，什么给你印象最深？
—日常生活中父亲般的关怀，——他对运动员的饮食和鞋带的系法了如指掌。“最微末处见真情”，在家庭层面上投入如此多的关注，从这个意义上讲，阿列克谢是个开放、宽容、富于爱心的人。这或许是一个老师所应具有最重要的品质了。一个教师必须让他的学生爱上他所定下的法则。如果他做到这点，运动员的生涯几乎就成功了。
-同时，据我所知，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喜欢讲一些奇奇怪怪的、有点儿“烦人”的笑话。包括开学生与学生之间的玩笑。
—这是坏事儿吗？一点儿笑话能活跃气氛。跟芭蕾一样，竞技体育体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残暴的——那些动辄产生的巨大影响并不总是积极的，不论是生理还是精神上。一打笑话，会心一笑——这也是能支持你克服困难和忧虑的利器。如果一个人有这样一种幽默感，那完全是好事。
-但笑话也分不同种类。你认为那些擦边球笑话——或者更严重，越界的那些——它们合适吗？你有体会这种场面吗？
—哦是的，我见过听过不同的东西……但那可不是阿列克谢跟十五岁小孩儿开玩笑的方式，明白吧？他只跟那些，嗯，很懂的（你们懂的）选手开出格玩笑。
笑话嘛，其实有时候反而助人浇胸中块垒。毕竟，绝大多数时候阿列克谢非常严苛。许多运动员怕他怕得要死——他可是个疯狂权威！在这种情况下，笑话——哪怕有点儿没品的——给了选手一个体会到“哇哦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原来可以跟我一样嘛”的机会，这可太棒了！-还记得你是怎么结识普鲁申科的吗？
—现在我已经记不清初遇的情景了。不过我可以肯定地讲，打一开始他就对我非常友好又坦诚，对我的超热烈欢迎简直有点儿莫名其妙。恰好我们直接去意大利的山地营地训练，在那儿我们一起过了三个星期，并成为好友。每天早晨我们在楼梯间跑上跑下，日间一起训练，晚上一起纵情玩乐。
有一次，我俩开一辆小火车去一个山间湖泊，热尼亚开车。结果出事儿了，车卡住，我们不得不横渡湖面，否则就出不来了。我一手拿着我的物件、另一只手举着相机游过去，差点儿淹死。总而言之，一次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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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你们晚上具体怎么纵情欢乐呢？
—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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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笑容是多么意味深长啊！
—哎呀，多好玩儿……首先我们饱餐一顿。我俩带着各自的女友。一般吃完饭后我们背起女朋友比赛谁先回酒店。我们还一起出去野餐！剩下的娱乐方式往往跟体育有关，我们打台球、羽毛球。我们打赌，有时候带彩。热尼亚是个完完全全的赌徒，在任何赌局中都有极其贪婪的对胜利的欲望。这很酷！毕竟，正是这种品质引领他登上奥林匹克之巅。这就是为什么他是最强的滑冰手；我认为目前为止没有人取得了超过他的成就。
—
-你们是同龄人，找共同话题没问题对吧？
—我们永远都在同一个频道上，在许多方面，不管是专业见解还是业余爱好，都步调一致。谈论车啦，聊飙车啦，…我们的晚上总是由这些构成的。我们还都爱美女！所以我们总有共同话题。
—
-当你真正着手为普鲁申科编舞时，先前你对于“给花样滑冰编舞的方式”的概念与之相符吗？
—我不觉得“花样滑冰的编舞”有哪里需要特别关注的。真正的焦点是选手本身。是啊，他们能“翻译”你的姿态、你的一举一动，但他们依然为自己所限——在塑形的和美学意义上。不过是有人复现得更好，有的运动员更不擅长这个。然后他们令动作编排与自己适配，与自己的能力相符。
在这方面热尼亚是极有灵气的一个人。他用个人魅力驯服舞蹈编排使之适应自己，是的，以至于每次看起来都像它本身就是这么被构思好的一样，但那其实是他在自己的魅力和个性上操刀改进的结果，他丰满了原有编舞的图景。
当我第一次跟热尼亚合作时，我给出了一个满满当当的方案；那时我太年轻，没有经验。我们的动作如流，一个接一个，每个都凝铸着各自独特的意义。热尼亚学会了这一切，在地面练习中美丽地完成了它，我真的太喜欢那个版本了。
但当我们开始适应“冰上舞台”时，米申删除了太多东西。“在这儿他得加速，在这儿他得有喘息之机，做旋转前他应该休息一下。他的姿势得简化一点儿——如果他在这儿打结的话，那可就没机会补救了。”最后，简化许多，抛弃更多，米申的行为令我流泪了。
—
-直接哭了？
—我已诞下了一个舞蹈编排程序。然后，我的孩子，它受难了——尽管时间不长，然而，然而——却在近在咫尺的地方，被人无情地砍断手脚，就明摆着在我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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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我说：“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你——你怎么能——甚至——这怎么可能呢？这是一个浑然一体的完整的舞蹈编排程序啊，莫非你竟没看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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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回答：“尤拉，认清那个最简单的事实吧。我们所有人之所以共聚此处——教练，编舞，医护人员，乃至营养师之类其他后勤人员——是为了让那家伙成为世界冠军。除了服务于滑冰本身外他别无选择，他不得不完成跳跃和其他程序。他必为所有人担重责。我们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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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花样滑冰中，你可以上演一场精彩绝伦的演出，一切都很酷、很漂亮。如果滑冰手表现完美，人们会说：“多么伟大的节目！多么了不起的编舞和多么了不起的教练！”但当选手摔倒了——哪怕不是技术动作而是构成——每个人都不再那样说了。他们会说：“好吧，这节目一定有哪里还不完美；有什么地方太复杂了；有些处理还不够干净，带着股粘糊劲儿；有的动作意味不明。”就像这样，一般他们就开始马后炮了。
—
这令我非常恼火——为什么滑行和构成完成的质量能用于评判节目的水准？不是这回事儿！曾经我不理解，现在我已知道，花样滑冰就是…不一样的。在这里，教练和编舞只要知道如何创造一个能扬长避短、塞进全部赢下比赛所需元素的节目，就足以被称为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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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必要给选手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但这并非指用编排折磨他，而是说，深挖揭示他的潜力，让他洞见真我：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我坚信，此方为所谓艺术性之所在。-我相信，这个个问题仍然困扰着许多花滑迷：你为什么在奥运女单赛事中押注安娜·谢尔巴科娃？
—那时Sasha Trusova开始和我一起滑冰，在我们于2020年12月一起去参加俄罗斯锦标赛时，那是我第一次从看台之外亲自关注Anna Shcherbakova其人。我看了她的训练全程，观摩了她的热身，观看了她在冰上的表现。Anya在COVID-19之后出现在冰面上，我知道这有多难：我自己也得了这种疑难杂症*，因此还进了重症监护室。而这个女孩在短节目和自由滑都clean了。这时我才明白，谢尔巴科娃自有一个内核，她不仅有收束自己的能力，还另有一种压倒性的、惊人的能力：在适当的时候绝不错失良机。在世锦赛上，我最终确信了这一点。
-在斯德哥尔摩？
—对。在训练中，Shcherbakova明显力不从心，即使三周跳都摔；她一直试图跳3lz3t，一次又一次地跌倒。与此同时，Sasha状态非常好，在训练中执行好了全部难度动作。
-我也记忆犹新，因为亲眼所见。
—我当时凝视着Sasha，认为以她的能力，这种编排她可以负担得起，就像他们说的那样，用一条腿就行（*轻轻松松）。不需要跳得太超过，在短节目获得第二或第三席次，而在自由滑，最多三个四周，然后，带着一枚金牌离开。
但是，不幸的是，我们没能成功。
但在奥运会之前，我想明白了：除了个人素质外，Anya还有大赛成功经验。所以，我决定在她身上下注。
-那么，事实上，Valieva显而易见的夺冠优势却也引起了你的疑虑？
—Kamila是一个了不起的运动员。她外形出众、动作美丽、旋转优雅、身段柔软，再加上漂亮的跳跃与不错的滑行——可以挣得高分的。但不好说为什么，我还是相信Anya.
-如果你是团队领队之一，并对团队比赛人选做出决定，你会组建一个怎样的队伍？
—我建议首先在团体赛女单项目中做出改变。Shcherbakova应该滑短节目，而Trusova应该上自由滑。在这种情况下，只要Valieva赢得女单项目，全部三名俄罗斯女孩都将有机会从北京带一枚金牌凯旋。她们每个人都绝对配得上奥运的胜利，当之无愧。
-你参加过四届奥运会，却从不在这些奥运会之后参加世锦赛。为什么？精神上的疲惫就如此严重吗？
—Alexei Nikolaevich Mishin和我在奥运赛季中一直在为重中之重——奥运会做准备。其他一切都属于次级赛事：欧锦赛、GPF.
如果它们与我们的准备工作计划不合拍，我们就放弃它们；而如果在奥运会上一切顺利，世锦赛就有点不必要了。我一直是这样想的。
此外，在奥运之后，总是有些不太好的事发生在我身上。要么，我病了，或者某些伤势恶化了，——我不再想冒险，因为我知道下一次滑冰的时间是安排给商演或专业*比赛上。我必须想办法挣钱。
但最重要的是动力的缺乏。出于某些原因，我非常清楚地记得，当Illia Kulik赢下长野冬奥后，立即表示他将参加世锦赛。那时Mishin第一次派我参加世锦赛。他说，Kulik不太可能参加比赛，所以他、Lyosha Yagudin和我将去美国，在明尼阿波利斯进行为期两周的训练。直到开赛前一天，我才能知道我是否能参赛。有一说一，如果你仔细回顾我的第一届冬奥会，你会发现我们本也打算在那之后去参加世锦赛的。-在你的奥运史上，有两次痛苦的经历。盐湖城和温哥华。你认为Trusova在京奥女单项目上的失利可以与之相比吗？
—在盐湖城，我输得心服口服。廖莎确确实实比我更强，在心理上、成功稳住了，滑得很出色。因此我并不因那次败给他而感到羞愧。我有一个强大的对手，仅凭他的存在这一事实，就激励我向前——当然我也激励他向前。
温哥华——是的。那绝对是个跟Trusova相似的状况，与裁判体系和四周分值过低有关。我知道米申无论何时都会与我站在一起。
但当时冰协并不支持我，甚至，没有进行抗议：我是唯一一个在短节目里执行了四三连跳的选手，之后，短节目得分却只比Lysacek的高1.5分*。这就是为什么还在那一阶段时，接下来事情会怎样进展就已经显而易见了。
尽管如此，我还是很高兴。因为，正是我在新闻发布会上的发言，引起了世界上大部分媒体，乃至爱好这项运动的人的共鸣，国际滑联再次改变了裁判制度，大幅提高了四周跳的分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