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看你刚才讲一路，你也碰到了这么多的东西，但是到最后，你得到了一个结论，就是八年以后，我觉得天是真的公平的。康洪雷：真的公平，真的公平。你能不相信吗？我始终说一句，我特别相信。世界是公平的。对谁都是一样，就看你坚持不坚持。“我用最大的快乐和幽默，来掩饰和展示心中的伤感和愤怒”何东：《北京青年周刊》有一个我的学生叫李兰。他采访你，我问他，我说康洪雷好采访吗？说非常好采访。就是他不会怠慢任何跟他认真的人。那么他写了稿子以后，他说，他告诉我，他说我跟康导谈《士兵突击》这个戏的时候，他用得最多的词就是愤怒。但是我听了他这个话呢，我不太相信，因为我看你印象最深的就是《士兵突击》这个戏，还有《青衣》，我总体的感觉，就是看这两部戏的深层的东西，你好像是一个对身边，周围的人和事情都是非常温和，甚至一个很宽的人。事实上是这样吗？康洪雷：我是后天努力在培养自己这样去做。我要用我最大的快乐和幽默，来掩饰我心中的伤感和愤怒，用我最大的快乐和幽默，展示我心中的伤感和愤怒。我是一个特别容易被激动的人。何东：那你从小是一个对你身边的不良的东西，或者不好的现象感到特别容易愤怒的人吗？康洪雷：那不容易。我其实是一个很有问题的人，我小的时候确实是，怎么说呢？我记得我母亲，我在那个钥匙孔里，我看到我三个老师围着我母亲那一天，我母亲脸上特别红，说我的时候，我在那天我明白，我一定不能让我母亲再这么来，从那天我就告诉自己，怎么才能不让她来，你必须得学习。可是那时候学习对你来说，确实是一个不可能学下去的事情。然后我就，我记得我的老师，鼻孔特别大，穿一个白警服，就那时候警服是白色的，每天都干干净净，因为内蒙你知道，风很大的，他那个地方很干净，他特别吸引你，你就看他，一个男人怎么能那么干净。你就发现，他嘴里的好多东西进入你耳朵里了，现在注意力集中了，由于你看他的衣服，注意力集中了。所以好多东西进来，所以那时候鲁迅的很多东西让我知道，很多东西让我知道。然后我们的数学老师，梳两个小辫子，我记得那个扎辫子的一个是黑的，两个是不一样的。现在看来人家是个性，那时候叫美感，那个时候不懂，老觉得是早上起床她太着急，由于这样注意了，一元二次方程我知道了。后来人说，这孩子学好了，他很注意力听课，后来我回想，是什么吸引我呢，是讲课者的衣着和他的特质和特点，让我慢慢注意他。其实那时候你没开小差。于是一元二次方程明白了，鲁迅很多很多文章明白了。就这样的东西，是我慢慢走向一个，我觉得这是对的一个路。然后我到了艺校以后，只要一上音乐欣赏，我同学全跑了，上街玩的，我就想那么好听，后来我发现，就我们几个坐在教室里，老师讲，老师讲，这叫华彩乐段，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一个东方的商队和西方的一个兵队在交错而过的那个组曲，他讲的那么生动，我就听。我就发现音乐欣赏是一个真好真好的课，到今天都对我有一个帮助。你拍一个东西，用什么音乐，用什么音乐来支撑，你跟作曲家怎么谈。赵季平老师那时候给我做的《青衣》，包括《民工》，那个音乐的那个准确，我俩在机房里，老赵拍大腿，那个长度的那个准确，没拿尺子量，没拿标尺量，就那个默契，我觉得都得益于上学的时候你对音乐的那个喜欢，这个喜欢来自于老师的讲解的生动。我觉得这都是我向这面走的对的一方面。那么然后对这些不好的事情，怎么来克制，因为你不好，我说一件事，以前我一直不爱说这事。1983年，我刚刚到电视台，3月15日，第一年学雷锋，我就把郊区市委书记的儿子打得躺在地上，赔了一千五百块钱，83年一千五百块钱是多少钱。而且我还不是因为我，因为我们传达室的一个大爷，我很尊重这个大爷，然后这个人到我们这儿来打电话来，完了大爷说，你把电话拿起来，放下再拨，他就出言不逊，我正好路过看不惯，打起来了，然后就把人打坏了，赔了一千五百块钱。从那天以后，我觉得打架是一件特没意思的事情，打架是要付出代价的事情，从那以后真的很少再去打架。真的很少。在那之前没有人能劝得住我。所以我老觉得，真的一个电影也好，电视剧也好，真不只能停留在讲好故事，写好人物，甚至于展示人和人之间的情感的一个层面。我真的觉得那应该是在70年代以前就应该做过了，我们的前辈已经做过了。我觉得今天应该更做什么呢？你在你的作品中，我们所有的观众在里面看到了我们自己。看到了我们自己那个生命的意义，我觉得这很重要。我们活着为什么？真的是很重要。我们能不能对别人有一点点的帮助。我不要多，一点点就够了。这个是经过我实践而来的。我每次你看，我的摄制组，你可以打听，跟我摄制组所有合作的人，他们觉得，我们跟康导合作可愉快了，在某某某摄制组可舒服了。多好啊，为什么不能这样，是都可以做到的。所以每次你看我在开剧组会议的时候，我跟所有同志们讲，我说同志们，我有一个建议，就是大家干好本职工作的前提下，为别的部门想一点点，你试试。你不用说，你试试，你会发现，你很舒服，很好的。你相信我，我说同志们。于是大家有时候就相信你，做了以后非常舒服。我记得50年代初叶，我们经常看一些书，那时候大标语口号，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多好的口号啊，我们怎么就不能为人家多想一点点呢，我们做不到像雷锋一样，把一生交给人民，但是我们可以做到为别人想一点点。我们努力做到不把废纸随便扔一个地方。这可以做到吧？怎么能做不到呢？我觉得这些是可以做到的。所以我老说，我们与其把目光转到社会的不良面上，我们不如转过头来看看我们自己。如果每个人都这样做，大家都检查一下自己，我们如果每个人自己努力做好一点，我相信我们国家真是一个不得了的民族。何况我们的民族有这么深厚的儒家的文明和历史在那边放着呢，你不用做多，一点儿。我管不了别人，但是我可以管我自己，我甚至可以影响周边的人。我在摄制组里也这样做，我说骂人简单，打人更简单，开除一个人那简单得再简单不过，因为你可以做到。怎么能不骂人，不打人，不开除人，把这事情做好，那是考验你我45年来的成熟人做的事情。我说我们要做到这样的事情，我不希望在这里看到开除，不要了，然后把人臭骂一顿，我说那是下策的下策，那不是我们今天的文明所表达的，我觉得那个东西让人看着笑话。我经常也会想把这个人骂一顿，但是我马上理性告诉我不要，这是下策。一定会有办法，所以我在摄制组从来也不骂人，我从来也不着急，可是我的进度永远是快的，很少有超支，超时，很少，大家工作得非常快乐。因为摄制组，我觉得没有高低之分，真的没有，场工，导演一样，分工不一样。你看我对场工，我希望所有人对场工，他们是哥们儿，永远是场工朋友，帮个忙。怎么就不可以那么说呢，必须要说场工？怎么了？人家也是工作，人家才拿30块钱，同志，你们拿多少钱，导演拿多少钱，演员拿多少钱，不能那样对待。周华健的《朋友》非常好，其实就是你多一句嘴少一句嘴的问题，它不是虚伪，生活就是这样，哪儿那么多的，什么叫认真，干吗非常清楚，就是这样的。所以在我摄制组里，到今天，我独立执导从2000年开始到今天，我们摄制组没有发生过一起打架事件，没有一起骂人事件，大家每次走了以后都很怀念，怀念这个环境，大家创作起来心灵很愉快，这不就最好了吗？你还要什么，然后大家还挣了你喜欢工作的钱，然后你那个东西出来还有人看，你不就成了人上人了吗？多幸福呀，还干什么？对不对？真是这样，所以你能不幸福，你能不高兴？然后你再做下一个事情去，趁你还活着，身体还好，我们再看看还能做什么？对吧？然后把你这些东西，有形、无形的，慢慢地渗透到你的作品当中去，你觉得观众接受了，我就认为这个国家是一个有希望的，民众是有希望的。提出意见来，你也不要气馁，总有一个人是认可你的，你干什么去？我的作品是这么说的，我跟你解释一下，一个电影电视剧，如果还让一个导演去解释，你说你还能干什么？我现在看到我的同行去解释，我的电影说的是这个意思，我是如何如何。电影它是最通俗的艺术，它真的无需解释，你用我们所有的学说，你用我们所有人看得懂的方式，你载着它。这个东西不是说惯性不惯性的问题，你可以不惯性，但是你让大家看得懂。我才可以了解你。今天我拿蒙语跟你说，你没法说，中间还配翻译，对不对？我就这个意思，所以我觉得，我们做东西，观众喜欢看，是我们最大的心愿，我们努力就是为了让观众能看懂，喜欢看，OK了。然后，你想在里面学点东西，学，你不学，觉得没意义，幼稚，无所谓，但是我们是用心了，我们把对生活，对人的这种友好和认识，对国家的这种希望，对民族的这种相信，我们都放在里头了。因为生活当中我就信这个东西，我相信，你的作品里怎么能不相信呢？怎么能是伪的呢？那么大家观众也会相信，是吧？于是大家觉得有同感的，有认同的，是吧？甚至有些觉得，好像对自己有改变了。我觉得都是很好的事。起码说一点，我们和谐了，我们看人是柔和了。不像我们北方人说的，看天不蓝，看地不绿了，我们看天是蓝的，看人是微笑的。这就够了。你非得拔剑弩张，方显我们充满了叛逆精神？显得我们就特别鹤立鸡群，独立思考？我觉得不用这样。康洪雷：我也很难说，一方面可能就是大家比较务实吧，觉得这个东西，我得先生存，后谈理想和形而上那个东西。我好像不一样，我现在感觉我似乎比我那些当时同龄的人想得少一点，我觉得想得少一点，因为我不是一个对生活欲望特别强烈的人，我觉得只要有一块草地能去踢球，没有土地也行，吃饭吃什么都行，吃什么都行。所以说，没什么太多的欲望。你说房子，我们什么房子我也可以住，我从来没有说，我因为房子小，你们别来了，你随便来，这可能跟天性有关系。再加上你对这个事情确实很喜欢，尽管它难，因为喜欢，都容易都干了，大家都干了，就是由于难嘛，因为你喜欢，加上事情难，你才愿意去探寻这个难，究竟我怎么解决这个难。你大量的精力放在这儿了，你可能会忘了很多事情。再回头一看，周边人全跑了，有擦地板的，有到门口摆小摊的去了。你没想起，你老觉得，我得这儿看看，那儿看看，我觉得可能是这么一个工作心理状态。何东：它产生一种氛围，还不像你说的，我觉得这点西方人要比中国人好，各干各的，标准很多，就是我打着补丁照样可以跟家门口砌着十个狮子的人吵架。尤其你在北京说这个战场，我特别有体会的就是它老吓唬你，干吗呢？还写字呢？就跟那个说电视剧是大众化，泄一口气，北京话说的，你听多了以后，觉得是不是我出问题了？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七八年一个过程，你看下来，那些做记者的，做买卖的，你看他现在干什么呢？那不是你的专业。康洪雷：真是这样，隔行隔山，你不到年龄你不知道，多少朋友又重回这儿来。前两天我有一朋友，三年又回来了，说想回来干这行。前两天我有一个朋友，在这个行当里干了十年赔了十年，那天说我这十年终于是打道回府不干了。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周而复始。他是什么因素引起的，我觉得是一个特别简单的因素，就是现在我们，所谓我们你有责任，我们也有责任，就是这个媒体对这个事情，这个市场的宣传，把它太美好化，太美好了。所以现在我们的孩子们，真是在这个行当里，这种挤进来，很惨很惨。所以我现在我正在创意一个电视剧叫《都是艺术惹的祸》，我想一定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东西。“做事情要偿还，亏欠心理让我充满前行的力量”何东：有一个问题，我想了很久问你了，这几年，中国拍了很多大片，也都请我去看，包括电视剧，能看得见的摆出来都摆出来了。看完我一点不都不感动。有时候甚至骂自己，为什么不感动呢？《士兵突击》看完了，有一个东西让我知道了，为什么那些电视剧都不感动了。甚至都不触动我了。我觉得《士兵突击》里头有很多很多东西，它完全是那种人看不见的东西，这样叫什么呢？我也知道为什么前面的电视剧和豪华的电影为什么不打动，它没有灵魂。灵魂是看不见的东西，但是它是一个罗盘，它指导你该去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而且呢，灵魂还有一个反思，就是你说的自我批判的残酷性，那你为什么这么多年，一直会关注灵魂对自我和对社会的追问？康洪雷：这问题提得比较深刻，比较哲学。我觉得是什么呢，因为你在这个世界上活着，你的眼睛里会看到好的和不好的，你觉得好的坚持，坚持好的东西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但是这个难是对的，对你必须要坚持，你比方孝敬父母，我们做儿子其实真的已经很不孝了，天天在外面摸爬滚打，美其名曰是为事业在奔波，你各种各样的理由回不了家。其实你年迈的父母天天等着你，他从你降生那天起眼睛一直在关注着你。这个事情你怎么解决，这是件说起来心里特别沉的事情。你能不能做到只要有时间就回家。我只要有一点时间，我飞也得飞回去。大家可以用任何办法，电话也是，爸我忙，我真的忙，然后我爸说没事，家里都挺好，你妈妈身体也好，我也身体也好，你放心吧，没什么事。他越这么说，你心里越歉疚，因为他们岁数真的很大很大了，你心里越是觉得非常非常的歉疚。我觉得人对社会应该有一种歉疚的心理，你不能说我是应该的，你凭什么说应该，你有什么资格说在社会上什么是应该的。你别忘了社会是一个集体的，说不定多少年前人家帮助过你，你只是不知道，你转起来你试试。所以我老觉得我有一种想法，我觉得我亏欠了很多很多，我真的亏欠了，包括我的很多朋友们。你看我们有一个朋友，叫刘建华，我们小学同学，我这么长时间没见人家了，人家家就是一个两室一居的房子，人把前面一个客厅租给卖摩托的，一家人住在很小的地方，热情地叫我来，让我跟他聊。他是我同学，我多少次回呼和浩特跟高官吃饭，其实我一直想去他那儿，但是一直没见成，我说我一定去见你，我还到你家，我们在那儿聊一下午。我就老觉得我欠人家的。我觉得我们每个人，真的要学会，要告诉自己，你欠别人的，如果你没这个东西，你生活怎么能有动力？因为你欠别人的，意味着你要还人家的，你欠社会你要还社会。当你带着这种心态去工作生活，你永远觉得我有力量，我做事情要还谁。这不是一个什么样的心理状况，它是一个让你前行的很好的东西，因为它实实在在地在后面推着你，父母亲在后面推着你。你不欠他们吗？你欠，你的爱人你不欠他们吗？你欠，很多朋友，你不欠他们吗？你真的欠，你在关键时刻，人家帮过你。那么人在关键时刻，你帮过吗？我那天在街上，我穿着个皮夹克就出来了，一个女孩，说师傅师傅，她说能不能给我点钱，我女儿没吃的了，我那天奇怪了，我一毛钱都没带，我说怎么办呢？我说要不你什么，你跟我往前走一段，我说碰见我那朋友，她说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管她是骗我的，是什么，起码这段出来以后，你起码兜里拿一分钱，起码我说出这个话了，哪怕一份你也是给了人家了，就是个骗子，她也觉得我不能这样再骗下去了。我老想是以这样的一种态度面对社会，面对人生和面对我们所有的一切一切，我都觉得，我活得特别的，你做什么事情都是应该的，你应该要去给人家这样，你应该要去改。然后你获取的那个东西，有的时候确实得来的时候是一个喜悦，在经济等等各方面，有的时候你想一想，那个东西你别太在乎它，你强烈地告诉自己别太在乎它，你就不会形成那个心里的哪种。你想想我对他那么好，为什么他这样对我呢，因为你对人家有需求，你凭什么对人家有需求呢？你强烈告诉自己，我对你没需求，所以好多朋友都说，那天你这样，我对你有意见你知道吗？我说我真不知道，我真不知道。你真是没皮没脸的。我说我忘了，我觉得你挺好，我就是这样。你不这样的态度活着，你怎么办？你怎么办？时间长了，会习惯的，我真就这么生活，我就是这样生活。我觉得可好了。我就是欠大家的。“《我的团长我的团》与之前作品一脉相承”何东：下面你要拍的是《我的团长我的团》，能透露的是什么呢？康洪雷：我不想透露，我觉得没做成的事情，我真的不想说。我只能告诉大家，是写一个亏欠的东西，我欠人家的东西，一定有这个意味在里头。它一定还有伤感在里头，这一定是跟我所有的东西很接近的。但是你会很尊重这些人，非常尊重。你突然发现，原来还能这样去生活，我真的不如他。何东：因为我看《士兵突击》的时候，从第一集开始，始终心里有一种你想哭又没哭出来的感觉，一定是你把伤感传递给我们了，比如史今离开连队的时候，这个东西一定是导演给别人的。康洪雷：其实我说心里话，我在现场经常会哽咽，而且哽咽得几乎我有时候很难跟大家说戏，你比方许三多第二次回到钢七连，物是人非，人都不在了，然后碰见一连长，说起伍六一那件事，一连长跟他说，你要见到六一跟他说一声，我们挺想他的，我当时说不了戏，尤其说不了我想他这三个字。何东：还有一个，我看了最早的小说了，他对人物的臧否的东西还是有的，比如说成才，就是包括电视剧里，是偏否定了，但是我觉得这个电视剧里，特别好的，在一个团队里它不建立阵营，不建立敌对，因为伍六一，都有他妒嫉许三多。康洪雷：我们二度创作当中，把一些，我认为得瑟的东西都把它剔除了，我跟晓龙反复分析以后都剔除了，尽量做到更加内敛一点，更加统一一点。一个人身上有很多问题，很多种表述方式，它不可能像传统戏剧当中建立一个对立面方可产生矛盾，不是这样的。我们不见得没有对立面，没有故事可言。这就是为什么当初我一定要拍和平年代下的兵，他们说你拍不了，我说你们等着瞧。何东：而且你要有时间，你能拍一部最好的女人戏。康洪雷：是啊。何东：从面瓜到许三多到史今能看出来。康洪雷：其实面瓜当时我跟彪子讲，在你身上就表现出千千万万在家中做好饭，治好家，翘首期盼着你回家的那种女人，你就代表她们，就照着这个去演吧，我明白了。所以这个出来以后，很多年龄层的女人对这个人物特别赞许，因为它就是家庭，老婆孩子热炕头，你外面不管风风雨雨，我们回到家里，我们还是一家人过日子，就这样子，怎么过不下去呢？就不明白了。
藤子，这个文字帖里还有，谢谢啦：）康洪雷：其实面瓜当时我跟彪子讲，在你身上就表现出千千万万在家中做好饭，治好家，翘首期盼着你回家的那种女人，你就代表她们，就照着这个去演吧，我明白了。所以这个出来以后，很多年龄层的女人对这个人物特别赞许，因为它就是家庭，老婆孩子热炕头，你外面不管风风雨雨，我们回到家里，我们还是一家人过日子，就这样子，怎么过不下去呢？就不明白了。 到这里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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