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意外魂断天堂。胡适之发表《追悼志摩》：“。。。我们初得着他的死信，都不肯相信，都不信志摩这样一个可爱的人会死的这么惨酷。但在那几天的精神大震撼稍稍过去之后，我们忍不住要想，那样的死法也许只有志摩最配。。。”林徽因发表《悼志摩》：“11月19日我们的好朋友，许多人都爱戴的新诗人，徐志摩突兀的，不可信的，惨酷的，在飞机上遇险而死去。这消息在20日的早上像一根针刺猛触到许多朋友的心上，顿使那一早的天墨一般地昏墨，哀恸的咽哽锁住每一个人的嗓子。志摩…死…谁曾将这两个句子联在一起想过！他是那样活泼的一个人，那样刚刚站在壮年的顶峰上的一个人。朋友们常常惊讶他的活动，他那像小孩般的精神和认真，谁又会想到他死？”凌叔华发表《志摩真的不回来了吗？》：“志摩，你真的死了吗？谁会相信像你这样一个有生气的人会死了的？得到这消息时，我就不信，可是问了几处，都答说是真的，回电已证明了。可是我仍然不相信，我骗自己说：也许这孩子觉得日子太平凡了，存心弄点玄虚来吓一吓他的朋友吧！再说，他哪里像会死的人呢？”陆小曼发表《哭摩》：“我深信世界上怕没有可以描写得出我现在心中如何悲痛的一支笔。不要说我自己这支轻易也不能动的一支。可是除此我更无可以泄我满怀伤怨的心的机会了，我希望摩的灵魂也来帮我一帮。苍天给我这一霹雳直打得我满身麻木得连哭都哭不出，混身只是一阵阵的麻木。。”以上几位的悼文，苦痛强烈、悲情迸发，几乎不忍尽读。

在追悼活动中，朋友们还拟将徐志摩已发表作品和未发表手稿、书信、日记全部搜集，编成《徐志摩全集》。收集工作（胡适之是牵头人）随即展开。1931年11月26日晚，凌叔华约请叶公超看徐志摩的《康桥日记》，意在邀请叶公超一起给徐志摩作传。11月27日凌叔华将徐志摩小皮箱交给胡适之，胡适之最初想将小皮箱交给孙大雨，但林徽因不同意，于是11月28日晨胡适之交给了林徽因，并布置林徽因编撰徐志摩遗著目录。林徽因打开小皮箱发现：里面有一堆日记簿——有满的一本，有几行的数本，皆中文；有小曼的两本；有两本英文日记，即所谓康桥日记一本，乃从1921年7月31日起，次本从1921年12月2日至第二年8月回国止；又有一小本英文1925年在意大利写的；此外几包晨副原稿，两包晨副零张杂纸，空本子小相片，两把扇面，零零星星纸片，住址本。小皮箱里的这些东西是林徽因1932年元日写给胡适之信件讲到的，在此处，林徽因加了个注：那天在您处仅留一小时，理诗刊稿子，无暇细看箱内零本，所以一起将箱带回细看，此箱内物是您放入的，我丝毫未动，我更知道此箱装的不是志摩平日原来的那些东西，而是在您将所有信件分人分类捡出后，单单将以上那些本子纸包子聚成这一箱的。林徽因这个注是什么意思：正着讲是此箱内物是胡适之放入的，是胡适之将所有信件分人分类捡出后，单单将以上那些本子纸包子聚成这一箱的；反着讲林徽因自己看到的不是徐志摩平日原来的那些东西。小箱子里缺少了什么东西——1921年7月之前徐志摩的日记，这是林徽因最关心的。

大概1931年11月底或12月初，林徽因从张奚若处得知，叶公超曾在11月26日在凌叔华那里看过徐志摩的康桥日记。12月6日，在北平举办徐志摩追悼会上，胡适之再次提及收集徐志摩书信编辑出版。12月7日，凌叔华找到林徽因家索要徐志摩给林徽因的书信，以便一并将徐志摩给自己的那些书信编辑成“志摩信札”出版，林徽因答复说“旧信全在天津，怕一时拿不出来，拿出来也不能印”，实际就是给予了回绝；与此同时，林徽因告诉凌叔华说，胡适之把徐志摩小皮箱里”日记类的东西”交给自己并编个目录，然后林徽因说“听说你有志摩的康桥日记在你处，可否让我看看”，凌叔华说：可以。12月9日，林徽因按约定时间往凌叔华家取徐志摩康桥日记，凌叔华不在家〔同时林徽因将陆小曼两本日记留在凌叔华家让其转交胡适之〕但凌留下一信：”昨归遍找志摩日记不得，后捡自己当年日记，乃知志摩交我乃三本：两小，一大，小者即在君处箱内，阅完放入的。大的一本(满写的)未阅完，想来在字画箱内(因友人物多，加意保全)因三四年中四方奔走，家中书物皆堆叠成山，甚少机缘重为整理，日间得闲当细捡一下，必可找出来阅。此两日内，人事烦扰，大约须此星期底才有空翻寻也。” 现在，我们最终弄清楚了：凌叔华所说“志摩交我乃三本”中“两小”本，林徽因从胡适之转交的小皮箱中已经看过，“一大”即“大的一本(满写的)”即是1921年7月之前的徐志摩日记。这“大的一本”凌叔华虽然说“未阅完”（“两小”本已“阅完”），但林徽因怀疑凌叔华已经看过——因为徐志摩曾与自己说过“文件箱”被私开过。林徽因遂当即给凌叔华留一字条，请她务必找出借自己一读，说那是个不幸事的留痕，自己欲一读，想她可以原谅自己。林徽因回家后觉得事情有些周折，气得通宵没有睡着，并猜测凌叔华推到”星期底”必是要抄留一份底子，故或需要时间（或许怕以后不还那日记)。

12月10日，凌叔华知道自己最早交出的小皮箱胡适之交给了林徽因，心中不快，给胡适之写信——强调小皮箱内有小曼初恋时日记二本，牵涉是非不少（骂徽因最多），这正如从前徐志摩康桥日记不宜给小曼看一样不妥。凌叔华当时的立场态度是徐志摩小皮箱应由陆小曼保管。但权衡利弊后，12月14日，凌叔华还是来到林徽因家将徐志摩日记送来了，当时林徽因没在家。回家后，林徽因打开来看，收到的是半本共128页，始自1920年11月17日，“而这半册日记正巧断在刚要遇到我的前一两日。”〔这里提醒注意两点：（1）林徽因想要想看的是徐志摩日记“大的一本(满写的)”，但凌叔华送来的不是“大的一本”而是“半本”；（2）这半本日记始自1920年11月17日，断在徐志摩刚要遇到林徽因的前一两日，我们前面考证过徐志摩与林徽因初次相识于1921年1月。〕这样就清楚了，徐志摩“大的一本(满写的)”另半本日记，凌叔华并没给林徽因，这另半本日记写作时间就在1921年1月—7月，即徐志摩林徽因在英伦交往的时段。最想看的与自己最相关的这半本日记未能得到，着急并关键时刻，林徽因向胡适之求助（因为胡适之是收集和编辑徐志摩遗著的牵头人），而胡适之也愿意再次出面向凌叔华索要。

12月28日，胡适之给凌叔华写信：“昨始知你送在徽因处的志摩日记只有半册，我想你一定是把那一册半留下作传记或小说材料了。但我细想，这个办法不很好，其中流弊正多。第一，材料分散，不便研究。第二，一人所藏成为私有秘宝，则余人所藏也有各成为私有秘宝的危险。第三，朋友之中会因此发生意见，实为最大不幸，决非死友所乐意。第四，你藏有此两册日记，一般朋友都知道。我是知道的，公超与孟和夫妇皆知道，徽因是你亲自告诉她的。所以我上星期编的遗著略目，就注明你处存两册日记。昨天有人问我，我就说：’叔华送来了一大包大概小曼和志摩的日记都在那里，我还没有打开看。’所以我今天写这信给你，请你把那两册日记交给我，我把这几册英文日记全付打字人打成三个副本，将来我可以把一份全的留给你做传记材料。如此则一切遗留材料都有副本，不怕散失，不怕藏秘，做传记的人就容易了，请你给我一个回信。倘能把日记交来人带回，那就更好了。”

1932年正月一日（元日）下午和晚间，林徽因给胡适之连写两封信，与胡适之详细解释向凌叔华索要《康桥日记》过程及自己的立场。这两封信对于了解由徐志摩《康桥日记》所引起风波的基本脉络非常重要，对于我们了解林徽因对《康桥日记》的立场和态度同样非常重要。在相关环节，我们将通过这两封信深入解读林徽因当时的复杂心态和矛盾纠结，我们的解读与陈学勇、梁从诫两位先生有着很大的不同。现将这两封信贴出如下：
适之先生：
下午写了一信，今附上寄呈，想历史家必不以我这种信为怪，我为人直爽性急，最恨人家小气曲折说瞎话。此次因为叔华瞎说，简直气糊涂了。
我要不是因为知道公超看到志摩日记，就不知道叔华处会有的。谁料过了多日，向她要借看时，她倒说"遍找不得"，"在书画箱内多年未检"的话。真叫人不寒而栗！我从前不认得她，对她无感情，无理由的，没有看得起她过。后来因她嫁通伯，又有"送车"等作品，觉得也许我狗眼看低了人，始大大谦让真诚的招呼她，万料不到她是这样一个人！真令人寒心。
志摩常说"叔华这人小气极了。"我总说"是么? 小心点吧，别得罪了她。"
女人小气虽常有事，像她这种有相当学问知名的人也该学点大方才好。
现在无论日记是谁裁去的，当中一段缺了是事实，她没有坦白的说明以前，对那几句瞎话没有相当解释以前，她永有嫌疑的。(志摩自己不会撕的，小曼尚在，可问。)
关于我想着那段日记，想也是女人小气处或好奇处多事处，不过这心里太Human（有人情味的）了，我也不觉得惭愧。
实说，我也不会以诗人的美谀为荣，也不会以被人恋爱为辱。我永是"我"，被诗人恭维了也不会增美增能，有过一段不幸的曲折的旧历史也没有什么可羞惭。(我只是要读读那日记，给我是种满足，好奇心满足，回味这古怪的世事，纪念老朋友而已。)
我觉得这桩事人事方面看来真不幸，精神方面看来这桩事或为造成志摩为诗人的原因而也给我不少人格上知识上磨练修养的帮助，志摩in a way（从某一方面）不悔他有这一段苦痛历史，我觉得我的一生至少没有太堕入凡俗的满足也不算一桩坏事，志摩：警醒了我，他变成一种Stimulant（激励）在我生命中，或恨，或怒，或Happy（快乐）或Sorry(悲伤),或难过，或苦痛，我也不悔的，我也不Proud（骄傲）我自己的倔强，我也不惭愧。
我的教育是旧的，我变不出什么新的人来，我只要”对得起”人——爹娘、丈夫(一个爱我的人，待我极好的人)、儿子、家族等等，后来更要对得起另一个爱我的人，我自己有时的心，我的性情便弄得十分为难。前几年不管对得起他不，倒容易——现在结果，也许我谁都没有对得起，您看多冤!
我自己也到了相当年纪，也没有什么成就，眼看得机会愈少——我是个兴奋type accomplish things by sudden inspiration and master stroke（我做事全凭突然降临的灵感和灵光闪现），不是能用功慢慢修炼的人。现在身体也不好，家常的负担也繁重，真是怕从此平庸处世，做妻生仔的过 一世！我禁不住伤心起来。想到志摩今夏的inspiring friendship and love（使人振奋的友谊和爱）对于我，我难过极了。
这几天思念他得很，但是他如果活着，恐怕我待他仍不能改的。事实上太不可能。也许那就是我不够爱他的缘故，也就是我爱我现在的家在一切之上的确证。志摩也承认过这话。
徽音二十年正月一日
［ 注：这封信“关于我想着那段日记，想也是女人小气处或好奇处多事处，不过这心里太Human（有人情味的）了，我也不觉得惭愧。” 将Human翻译成“有人情味的”，不很准确，应该翻译成“人性的弱点”更贴切，这段话的前后意思才能连贯下来。
太Human（有人情味的）了，还有什么觉得惭愧的呢。这也是人性的弱点，人之常情，“我也不觉得惭愧”，这样翻译才合乎情理。
这封信的落款时间也不准确，应该是二十一年正月一日。］
适之先生：
　　 志摩刚刚离开我们，遗集事尚觉毫无头绪，为他的文件就有了些纠纷，真是不幸到万分，令人想着难过之极。
　 我觉得甚对不起您为我受了许多麻烦，又累了许多朋友也受了些许牵扰更是不应该。
事情已经如此，现在只得听之，不过我求您相信我不是个多疑的人，这一桩事的蹊跷曲折，全在叔华一开头便不痛快——便说瞎话——所致。
　　 我这方面的事情很简单：
（一） 大半年前志摩和我谈到我们英国一段事，说到他的"康桥日记"仍存在，回硖石时可找出给我看。如果我肯要，他要给我(因为他知道我留有他当时的旧信，他觉得可收藏在一起)。(注：整三年前，他北来时，他向我诉说他订婚结婚经过，讲到小曼看到他的"雪池时代日记"不高兴极了，把它烧了的话，当时也说过。不过他尚存下他的"康桥日记"。) 〔三年前就知晓徐志摩留有《康桥日记》，这是林徽因晚上写这封信告知胡适之的，〕
(二)志摩死后，我对您说了这段话——还当着好几个人说的——在欧美同学会，奚若思成从渭南回来那天。
　　(三)十一月廿八日星期六晨，由您处拿到一堆日记簿(有满的一本，有几行的数本，皆中文，有小曼的两本，一大一小，后交叔华由您负责取回的)有两本英文日记，即所谓Cambridge（康桥日记）日记者一本，乃从July（七月） 31 1921起。次本从Dec 2nd (12月2日)起始，至回国止者，又有一小本英文为志摩一九二五在意大利写的。此外几包晨副原稿，两包晨副零张杂纸，空本子小相片，两把扇面，零零星星纸片，住址本。 (注：那天在您处仅留一小时，理诗刊稿子，无暇细看箱内零本，所以一起将箱带回细看，此箱内物是您放入的，我丝毫未动，我更知道此箱装的不是志摩平日原来的那些东西，而是在您将所有信件分人分类捡出后，单单将以上那些本子纸包子聚成这一箱的。)
(四)由您处取出日记箱后约三四日或四五日听到奚若说：公超在叔华处看到志摩的康桥日记，叔华预备约公超共同为志摩作传的。(注：据公超后来告我，叔华是在十一月廿六日开会(讨论悼志摩)的那一晚上约他去看日记的。)
　 (五)追悼志摩的第二天(十二月七号)叔华来到我家向我要点志摩给我的信，由她编辑，成一种”志摩信札”之类的东西，我告诉她旧信全在天津，百分之九十为英文，怕一时拿不出来，拿出来也不能印，我告诉她我拿到有好几本日记，并请她看一遍大概是些什么，并告诉她，当时您有要交给大雨的意思，我有点儿不赞成。您竟然将全堆”日记类的东西”都交我，我又embarrassed（不好意思）却又不敢负您的那种trust（信任）——您要我看一遍编个目录——所以我看东西绝对的impersonal（非个性化的）带上历史考据眼光。interesting only in（兴趣只在）事实的辗进变化忘却谁是谁。
最后我向她要公超所看到的志摩日记-——我自然作为她不会说”没有"的可能说法，公超既已看到。(我说：听说你有志摩的康桥日记在你处，可否让我看看等等。她停了一停说可以。)
我问她"你处有几本?两本么?"
她说两——本声音拖慢，说后极不高兴。
我问"两本是一对么? 未待答，“是否与这两本(指我处康桥日记两本)相同的封皮?”
她含乎应了些话，似乎说”是!不是，说不清"等，"似乎一本是——"现在我是绝对记不清这个答案(这句话待考)。因为当时问此话时，她的神色极不高兴，我大窘。
　　(六)我说要去她家取，她说她下午不在，我想同她回去，却未敢开口。
后约定星期三(十二月九号)遣人到她处去取。
　　(七)星期三九号晨十一时半，我自己去取，叔华不在家，留一信备给我的，信差带复我的。
此函您已看过，她说(原文)：”昨归遍找志摩日记不得，后捡自己当年日记，乃知志摩交我乃三本：两小，一大，小者即在君处箱内，阅完放入的。大的一本(满写的)未阅完，想来在字画箱内(因友人物多，加意保全)，因三四年中四方奔走，家中书物皆堆叠成山，甚少机缘重为整理，日间得闲当细捡一下，必可找出来阅。此两日内，人事烦扰，大约须此星期底才有空翻寻也。" (注：这一篇信内有几处瞎说不必再论，即是”阅完放入”，”未阅完”两句亦有语病，既说志摩交她三本日记，何未"阅完放入"君处箱内。可见非志摩交出，乃从箱内取出阅，而“阅完放入"，而有一本〔?〕未阅完而未放入。
此箱偏偏又是当日志摩曾寄存她处的一个箱子，曾被她私开过的(此句话志摩曾亲语我。他自叔华老太太处取回箱时，亦大喊
　　 "我锁的，如何开了，这是我最要紧的文件箱，如何无锁，怪事 ——”又“太奇怪，许多东西不见了，missing（消失了），旁有思成LilianTailor（金岳霖美国女友）及我三人。)
　　(八)我留字，请她务必找出借我一读。说那是个不幸事的留痕，我欲一读，想她可以原谅我。
　　(九)我觉得事情有些周折，气得通宵没有睡着，可是，我猜她推到"星期底"必是要抄留一份底子，故或需要时间(她许怕我以后不还她那日记)。我未想到她不给我。更想不到以后收到半册而这半册日记正巧断在刚要遇到我的前一两日。
　 (十)十二月十四日(星期一)
　　 half a book with l28 Pages received〔收到半本共128页〕 (dated from Nov．17，1920 ended with sentence "it was hadly planned．”〔始自1920年11月17日，结尾一句是“计划得很糟”〕) 叔华送到我家来 。
　　我不在家，她留了一个note（便条）说怕我急，赶早送来的话。
(十一)事后知道里边有故事，却也未胡猜，后奚若来说叔华跑到性仁家说她处有志摩日记(末说清几本)徽音要，她不想给(不愿意给）的话，又说小曼日记两本她拿去也不想还等等，大家都替我生气，觉得叔华这样，实在有些古怪。
　　(十二)我到底全盘说给公超听了(也说给您听了）。公超看了日记说，这本正是他那天(离十一月二十八日最近的那星期)看到了的，不过当时未注意底下是如何，是否只是半册未注意到，她告诉他是两本，而他看到的只是一本，但他告诉您 (适之)"I refuse to be quoted（我拒绝被引用）。”底下事不必再讲了。
二十一年元日

在这期间，往南方忙了一段事物回到北平的胡适之终于收到了徐志摩《康桥日记》“大的一本(满写的)”另半本。他在1932年1月22日日记中写道：“为了志摩的半册日记，北京闹的满城风雨，闹的我在南方也不能安宁。今天日记到了我的手中，我匆匆读了，才知道此中果有文章。我查此半册的后幅仍有截去的四页。我真有点生气了。勉强忍下去，写信去讨这些脱页，不知有效否。。。”这被截去的四页最后到没到胡适之手中，现无证可考，有可能得到了也有可能没得到。总之，这最重要的半册（1921年1——7月）与林徽因最相关的《康桥日记》胡适之最后交到了林徽因那里。

下面讲讲我们的分析和评判：
1、凌叔华在徐志摩去世后本想自己保存《康桥日记》，因为徐志摩的小皮箱最早就是交给凌叔华保管的，虽然这中间徐志摩自己保存过一段时间，但在生前徐志摩还是交给了凌叔华保管，按徐志摩讲的是在自己身后让凌叔华为自己作传。但是胡适之索要的理由太正当了——为了编辑徐志摩遗著，胡适之作为牵头人将《康桥日记》收集到了自己手中。这样，凌叔华想为徐志摩作传的条件和动力实际上就丧失了。但对于徐志摩的信件，沈从文1931年12月5日在给一位朋友信中说：“朋友们在预备印行他的信里，选出一些使活人看来不至于红脸的信，印出一部分，一面纪念他的死，一面或者对于此后生活毫无依归的小曼，稍有补助。……这些信件，照我意思主张将来由一个人保管（我以为叔华最适宜于做这件事），等大家都死后再印，可不知这事情结果怎么样。”同年12月12日沈从文给胡适之信说：“我离开北平以前（徐志摩、胡适之向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推荐沈从文到该校担任教职），在你楼上（当时徐志摩住胡适家）我同他谈到他的故事很久，他当时说到最适宜于保管他案件的人，是不甚说话的叔华。他一定有他的苦心。因为当时还同我说到，等他老后，等我们都老一点后，预备用我老后的精力，写他年青的故事，可以参考他百宝箱的一切。”在这两封信里，沈从文的本意应该是徐志摩小皮箱由凌叔华保管并为徐志摩作传所用，或按徐志摩生前愿望自己“写他年青的故事”，而不会是让凌叔华永久保存（因为当时大家着急地是如何尽快为徐志摩作传或出全集为朋友多做善事，徐志摩小皮箱由哪个人法定保有恐怕还没人过多考虑）。并且，沈从文在写这两封信时一定不会想到或未知觉胡适之已于11月28日将徐志摩小皮箱已经转交给了林徽因。而实际发生的是沈从文所主张的徐志摩小皮箱凌叔华最适宜保管但凌叔华根本没有能力做到，这可以从凌叔华致陈从周信进一步得到证实。虽然在交出《康桥日记》过程中，凌叔华有充分的时间将原稿打印或抄写下来，但作为徐志摩的红颜知己，没能保存住《康桥日记》原稿一定存有万分的遗憾。

2、陆小曼也想要得到徐志摩的小皮箱。她在上海给在北平的胡适之写信说：“志摩还有不少信、日记在京请你带来，不便随便与人家看，等我看过后再发表。。。叔华来信想将她那里的信送我，我真是万分的感谢她，在此人情浅薄的时间，竟有她这样的热心，叫我无以相对。”在给胡适之又一信说：“他的信和日记，我想由我编（他的一切信件与日记都在平，盼带来），我想在每信后加注，你看如何？我们的日记更盼不要随便给人家看，千万别忘。”作为徐志摩遗著的法定继承人，陆小曼作为妻子最有资格保存徐志摩小皮箱里的文件，但是对于徐志摩的意外去世陆小曼正经历着社会舆论的巨大压力，她对北平的影响力也太小了，她也没有祭出法律的力量讨要自己所应得的东西，最后只是得到了徐志摩小皮箱里的由胡适之那里转交来的她自己写的两本日记。〔这就直接导致陆小曼后来想编辑《徐志摩全集》以报君心的愿望难以实现。〕1936年赵家璧（徐志摩学生）回忆说：“十月中，我知道他（胡适）到上海，就在北四川路味雅酒楼宴请他，并请陆小曼等作陪。席间，小曼就向胡适谈了她和我已把《志摩全集》初稿编订就绪，要求他把志摩给他的信以及给北方朋友的信由他收集后早日寄沪，也谈到留在别人手中的几本日记的事，最后还要求胡适为这套全集写一篇序。我看出胡适当时对陆小曼的请求不置可否，似乎毫无兴趣。”这次交涉，不仅未得到胡适的帮助，取来书信和日记，反而由胡适支付了一笔版税，将《志摩全集》的版权从陆小曼那儿买断。十年之后，《全集》仍未出版，而且稿子也不知弄到哪去了，陆小曼又是着急又是后悔。在纪念徐志摩50诞辰的日子里，她又凑了些杂稿，编辑出版了《志摩日记》。在序中，她念念不忘别人手中的遗稿：“其他日记倒还有几本，可惜不在我处，别人不肯拿出来，我也没有办法，不然倒可以比这几本精彩得多。”〔这样看来陆小曼想编辑《徐志摩全集》以报君心的愿望最终也没有实现。1983年，由陆小曼、赵家璧编辑的《志摩全集》历经几十年颠倒变迁、风雨洗礼最后由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但亦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集，至少《康桥日记》就没在《志摩全集》里。另加一句，由张幼仪资助在台湾出版的《徐志摩全集》也同样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集，因为里面同样没有《康桥日记》的踪影。〕
陆小曼的部分再补充一段：
陆小曼以未亡人的资格，想争取到编辑出版徐志摩日记和书籍的专利，为此特于1931年12月26日致信胡适，信中写道：“……他的全部著作当然不能由我一人编，一个没有经验的我，也不敢负此重责，不过他的信同日记我想由我编(他的一切信件同我给他的日记都在北平，盼带来。)……还有他别的遗文等也盼你先给我看过再付印。我们的日记更盼不要随便给人家看。千万别忘(两字右旁加圈点)。”在另一封信中她又写道：“林先生前天去北平，我托了他许多事情，件件要你帮帮忙。日记千万(两字右旁加圈点)叫他带回来，那是我现在最宝爱的一件东西，离开了已有半年多，实在是天天想它了，请无论抄了没有先带了来再说。文伯说叔华等因志摩的日记闹得大家无趣，我因此很不放心我那一本。你为何老不带回我，岂也有别种原因么？这一次求你一定赏还了我吧，让我夜静时也好看看，见字如见人。也好自己骗骗自己。你不要再使我失望了。”这一回陆小曼已不再提及由她编辑亡夫日记和书信的计划了，大概已经明白这种想法是多么的不现实，所以退而求其次，只想索还自己的“那一本”日记就心满意足了。陆小曼1931年12月26日写信给胡适之。1931年12月26日是什么日子，正是胡适之12.28信件之前两天，胡适之向凌叔华索要徐志摩“大的一本（满写的）”也即《康桥日记》最后半册即1921年1月至7月徐志摩林徽因在英伦交往的时期日记。
至于说“她哪里有资格再继承徐志摩的一切？” 我们的看法：继承的资格，不在于陆小曼的行为做得好不好，而是陆小曼是徐志摩法律上的妻子，有法律上的继承资格。事实上陆小曼也确实继承了徐志摩的许多生前之物。

好帖

3、胡适之亦是非常想得到徐志摩的《康桥日记》。依照在《追悼志摩》讲的“我的历史癖”，像《康桥日记》这样私密的史料，胡适之不可能不给予极大的关心与关注，并且徐志摩又是他那么好的朋友。徐志摩飞天前就是住在北平米粮库胡同胡适之家里的，徐生前留下的许多文稿、私信，就都由胡适之自己保存保管了下来。胡适之还以徐志摩遗著收集牵头人身份，保存了从其他朋友那收集的许多文稿和私信资料。从整个《康桥日记》风波看，徐志摩小皮箱里的文字从凌叔华手中交出后都是首先经了胡适之看过。胡适之12.28信件对凌叔华曾讲：“。。。我把这几册英文日记全付打字人打成三个副本，将来我可以把一份全的留给你做传记全材料。如此则一切遗留材料都有副本，不怕散失，不怕藏秘，做传记的人就容易了”。胡适之所说“打成三个副本”之事打印了还是没打印，凌叔华、林徽因两人后来从没提到过，从现在已经发表的有关胡适之的资料看也尚未发现任何线索。
据传胡适之在台湾也有一个类似的百宝箱私藏着一些私密文稿，好像是说立了遗嘱决定他（胡1962年去世）离世50年后可以公开。但依据我们上述简要引证，胡适之生前许多未刊私人资料大部分都留在了大陆共计102箱，并且在胡去世50年之内已经在大陆、台湾、美国被刊出了不少。

胡适之手中到底有没有《康桥日记》“副本”呢，到目前尚不得而知。但可以特别注意两个时间点：一是1949年3月下旬胡适之曾往台湾几天，如果胡适之生前在台湾留下的未刊的百宝箱中存有《康桥日记》副本，就只有这次胡适之有机会将其带往了台湾，并且胡去世已经超过50年了，胡适之百宝箱已经不受遗嘱定下的时间所约束了，但在网上搜集不到胡适之后人是什么态度，为什么超出50年了百宝箱还是处在私密状态，大众除了等待就还是只有等待；二是胡适之1949年4月6日离开大陆赴美从此再没回来，而他将大量未来得及带走的私人档案资料留在了大陆——留在了北平皇城根下东厂胡同一号宅院，后来这些资料历经多次分散辗转，分别保存在近代史所、北大图书馆、北京国家图书馆等处，据北大学者考证，在近代史所、北京大学、胡适纪念馆等处还有不少已经发现或收藏的有关胡适之的材料尚未整理或公布。如果留有胡适之打印或抄写的《康桥日记》副本存世，也可能就在这些尚未整理或公布的材料之中。我们除了等待就还是只有等待。。。
我们推测，依照胡适之独特少有的历史癖，他应该私下打印或抄写了副本，因为他当年有充足的时间这样做。有很多网友很悲观地说再也见不到《康桥日记》了，其实也不完全尽然。同样是在1932年1月22日，胡适之在日记中写到读志摩(1921)的《康桥日记》就曾引证并抄写了一段（原文为英文－－《康桥日记》是徐志摩用英文写出的）：“七十多年前，麦考利在他的日记里评论道： 现在，研究把意义弄得清楚明白的这种重要的艺术是如此之少！除了我本人，别的有名的作家很少思考这一点。许多人似乎把问题弄得越来越难理解。就某一方面而言，他们的确是对的；因为大多数读者非常信任那些晦涩难解的作家，而把那些表达清楚明了的作家看作是肤浅的。但是，请大胆些吧！想想二八五○年吧，到那时，爱默生的著作不知道会在哪里？但是，人们仍然喜欢阅读希罗多德的著作。我们也必须尽最大努力做到这一点。” 胡适之抄写的这一小段《康桥日记》，虽然没有涉及徐志摩的康桥之恋，但我们还是要感谢胡适之先生留下的徐志摩《康桥日记》这一小段无比珍贵的小小侧影！感谢胡适之先生！
徐志摩飞天前就是住在北平米粮库胡同胡适之家里的，徐生前留下的许多文稿、私信，就都由胡适之自己保存保管了下来。胡适之还以徐志摩遗著收集牵头人身份，保存了从其他朋友那收集的许多文稿和私信资料。

4、林徽因最想或最急切想得到《康桥日记》。林徽因与胡适之讲过，徐志摩生前曾想把《康桥日记》交给林自己，并且《康桥日记》又最和林徽因自己相关，所以从整个风波过程和结果看，林徽因相比较凌叔华、陆小曼、胡适之等是最想或最急切想得到《康桥日记》。但是从《康桥日记》风波过程的开始阶段看却并非如此，这是我们多次阅读林徽因1932年正月一日（元日）下午和晚上给胡适之两封信获得的发现。林徽因在下午信中说“我要不是因为知道公超看到志摩日记，就不知道叔华处会有的，谁料过了多日，向她要借看时，她倒说<遍找不得>，<在书画箱内多年未检>的话。真叫人不寒而栗！” 这里提醒大家注意林徽因“向她要借看时”这句话，这说明当时林徽因清楚表明是向凌叔华“借看”《康桥日记》，而不是占有或保存于自己所有。在晚上信中林徽因又写到：“。。。我留字，请她务必找出借我一读。说那是个不幸事的留痕，我欲一读，想她可以原谅我。。。” 再请注意林徽因讲的是“借我一读” ，突出一个“借”字，而不是想占为己有。关于为什么想借想看《康桥日记》，林徽因在下午信中说：“关于我想着那段日记，想也是女人小气处或好奇处多事处，不过这心里太Human了，我也不觉得惭愧。” 这让我们看到了林徽因平常不大展示的很真实的另一面（与她平时表现的直爽大气截然不同），排除“好奇处”这个很中性的用语，但说自己是女人小气处或多事处，这正是太“Human（这里应翻译成“人性的弱点”更准确。在梁从诫先生编辑的《林徽因文集——文学卷》中，将Human翻译成“有人情味的”，偏离了林徽因信中所要表达的真实的语义语境，它与女人小气处或多事处不在同一个层次的逻辑关系）”的表现，所以才“不觉得惭愧”，因为在女人中这样的“人性的弱点”大家都普遍存在。在下午信中林徽因又说：“我只是要读读那日记，给我是种满足，好奇心满足，回味这古怪的世事，纪念老朋友而已。”关于为什么想借想看《康桥日记》，林徽因在晚上信中又说：“您（胡适之）要我看一遍编个目录——所以我看东西绝对的impersonal（非个性化的）带上历史考据眼光。interesting only in（兴趣只在）事实的辗进变化忘却谁是谁。”

在下午和晚上写这两封信时和这之前，徐志摩1921年1—7月那半本《康桥日记》还没到林徽因自己手中，林徽因的立场就是想“借看”、想“借读”，并依照胡适之嘱托 “看一遍编个目录（注：徐志摩遗著目录）”。但是随着《康桥日记》风波的演进，林徽因的立场和态度发生了变化。1932年1月22日，《康桥日记》最后那半本到了胡适之手中（虽然少了4页），什么时候又转到林徽因手中的呢，具体日期目前无考。但后来林徽因有致胡适之一信，让我们看出了一些变化和端倪。
〔附林徽因信：
适之先生：
　　多天未通音讯，本想过来找您谈谈，把一些零碎待接头的事情一了。始终办不到。日前，人觉得甚病不大动得了，后来路赶了几日夜，两三处工程图案，愈弄得人困马乏。
　　上星期起到现在一连走了几天协和检查身体，消息大不可人，医生和思成又都皱开眉头！看来我的病倒进展了些，医生还在商量根本收拾我的办法。
　　身体情形如此，心绪更不见佳，事情应着手的也复不少，甚想在最近期间能够一晤谈，将志摩几本日记事总括筹个办法。
　 此次，您从硖带来一部分日记尚末得见，能否早日让我 一读与其它部分作个整个的Survey（考察）？
　　据我意见看来，此几本日记，英文原文并不算好，年轻得利害，将来与他"整传"大有补助处固甚多，单印出来在英文文学上价值并不太多(至少在我看到那两本中文字比他后来的作品书札差得很远)，并且关系人个个都活着，也极不便，一时只是收储保存问题。
　 志摩作品中，诗已差不多全印出，散文和信札大概是目前最要紧问题，不知近来有人办理此事否?"传"不"传"的，我相信志摩的可爱的人格永远会在人们记忆里发亮的，暂时也没有赶紧(的)必要。至多慢慢搜集材料为将来的方便而已。
　　 日前，mr．E．S．Bemett来访说Mrs Richard有信说康桥志摩的旧友们甚想要他的那两篇关于《康桥》的文章译成英文寄给他们，以备寄给两个杂志刊登。The Richards希望就近托我翻译。我翻阅那两篇东西不竟出了许多惭愧的汗。你知道那两篇东西是他散文中极好的两篇。我又有什么好英文来翻译它们。一方面我又因为也是爱康河的一个人，对康桥英国晚春景子有特殊感情的一个人又似乎很想"努力"尝试(都是先生的好话)，并且康桥那方面几个老朋友我也认识几个，他那文章里所引的事，我也好像全彻底明白……
　　但是，如果先生知道有人能够十分的do his work justice in
　　rendering into really charming English（恰当对待他的作品，使其变成真正富有魅力的英文）最好仍请一个人快快的将那东西译出寄给Richards为妥。
　　身体一差伤感色彩便又深重。这几天心里万分的难过。怎办?
　　从文走了没有，还没有机会再见到。
　　湘玫又北来，还未见着。南京似乎日日有危险的可能，真糟。思忠在八十八师已开在南京下关前线，国"难"更"难"得迫切，这日子又怎么过!
　　先生这两天想也忙，过两天可否见到，请给个电话。胡太太伤风想已好清。我如果不是因为闹协和这一场，本来还要来进"研究院"的。现在只待静候协和意旨，不进医院也得上山了。
　　此问
　　著安
　　徽音拜上
思成寄语问候，他更忙得不亦乐乎 〕

林徽因这封信没写落款日期，但从信的内容看，《康桥日记》最后那半本这时已经到了林徽因手中。林徽因这封信写于什么时间呢，我们只能猜个大概：写于胡适之1932年1月22日日记之后这是确定无疑的了（因为胡适之日记说是“今天日记到了我的手中”），写于1932年5月初之前也基本可以确定下来。林徽因信中说：“。。。上星期起到现在一连走了几天协和检查身体，消息大不可人，医生和思成又都皱开眉头！看来我的病倒进展了些，医生还在商量根本收拾我的办法。。。我如果不是因为闹协和这一场，本来还要来进<研究院>的。现在只待静候协和意旨，不进医院也得上山了（注：指上香山疗养）。 ” 联想到林徽因6.14信件说：“。。。我今年入山已月余”，往前推算林徽因上香山大概就在1932年5月之初。这样我们倒推《康桥日记》最后那半本就是在1932年1月22日——1932年5月初之间某个时间到了林徽因之手。林徽因真正看到这半本《康桥日记》（1921年1月——7月）后，立场和态度发生了改变，不再像以前1932年正月一日（元日）下午和晚上两封信中坚持的想“借看”、想“借读”了。——林徽因说：“据我意见看来，此几本日记，英文原文并不算好，年轻得利害，将来与他<整传>大有补助处固甚多，单印出来在英文文学上价值并不太多(至少在我看到那两本中文字比他后来的作品书札差得很远)，并且关系人个个都活着，也极不便，一时只是收储保存问题。 志摩作品中，诗已差不多全印出，散文和信札大概是目前最要紧问题，不知近来有人办理此事否?<传>不<传>的，我相信志摩的可爱的人格永远会在人们记忆里发亮的，暂时也没有赶紧(的)必要。至多慢慢搜集材料为将来的方便而已。”——这就是林徽因看到《康桥日记》后半本后的立场和态度。

林徽因当时真正的立场和态度就是暂且不让《康桥日记》出版或公之于众。——其理由是《康桥日记》言辞年轻得利害，单印出来价值不大；关系人个个都活着，也极不便；而出版徐志摩散文和信札目前最要紧；《传》不《传》的，暂时也没有赶紧(的)必要〔出版《康桥日记》〕。
这里需要关注以下几点：
1）关于《康桥日记》言辞年轻得利害，单印出来价值不大。—— 怎么理解“年轻得利害”这句话，《康桥日记》是徐志摩的早期作品，可能是指日记的内容写的不很成熟深刻？不像是这样，胡适之在1932年1月22日对抄写的那一小段《康桥日记》就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抑或是指《康桥日记》写了许多直白热情火辣的爱情言辞？这种可能性很大，这毕竟是徐志摩的初恋日记，用词火辣可以想像，也符合徐志摩的性情。林徽因虽然讲“单印出来在英文文学上价值并不太多”，但她前面还有一句：（《康桥日记》）“将来与他“整传”大有补助处固甚多”，这表明林徽因当时不同意单独印行《康桥日记》，但将来为徐志摩<整传>时还是要把《康桥日记》收集进来的。
2）关于“关系人个个都活着，也极不便”。——就凌叔华来讲，徐志摩生前只是将小皮箱（包括《康桥日记》）存放在凌叔华那里，不代表要永久归凌叔华保有，所以出版《康桥日记》对凌叔华说不上“也极不便”。——陆小曼作为徐志摩遗孀倒是具有法定继承权，但也仅限于保有《康桥日记》的法定继承权，并且《康桥日记》是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以前的作品，尽管陆小曼曾经烧毁过徐志摩《雪池日记》但是出版《康桥日记》并不代表就必须把《康桥日记》原稿给陆小曼（林徽因实际上也没给），所以出版《康桥日记》对陆小曼说不上“也极不便”。——胡适之当时是积极组织出版《徐志摩全集》的组织者和牵头者，所以出版《康桥日记》对胡适之说不上“也极不便”。——张幼仪作为与徐志摩的离婚者，已经没有资格阻止出版《康桥日记》，不仅没有资格也没有这个动机或动力，同样说不上“也极不便”。

——其实就活着的人讲，与《康桥日记》关系最密切的就是林徽因自己。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一是《康桥日记》主要内容就是徐志摩写给林徽因自己的爱情日记，当时这在圈内人都是公知，没有什么秘密可言，林徽因并在致信胡适之谈论《康桥日记》时就明确表过态：“我也不会以诗人的美谀为荣，也不会以被人恋爱为辱”，可见如果《康桥日记》仅仅涉及徐志摩写了对林徽因的爱情而言，出版《康桥日记》就没什么“也极不便”的问题。二是《康桥日记》里面到底有没有与林徽因敏感的相关内容，也即对活着的人林徽因自己来讲有没有什么“也极不便”的内容？我们下面提出3条证据：第一，1928年3月在《我不知道风是在那一个方向吹》中徐志摩曾经表达过很伤悲“她的负心”，这个应该是有特指的（当时的背景我们前面讲过）。第二，林徽因1932年元日晚上写给胡适之信中指出说：“。。。我留字，请她务必找出借我一读。说那是个不幸事的留痕，我欲一读，想她可以原谅我。。。” 这是林徽因到凌叔华家去取《康桥日记》原稿而凌不在家，给凌叔华留字条，特指“我欲一读”《康桥日记》并“说那是个不幸事的留痕”。 如果《康桥日记》里的内容都是徐志摩单向的对林徽因的爱情日记，并且后来林徽因很理智很聪明的选择了梁思成，那么林徽因因何要讲“那是个不幸事的留痕”？林徽因明明讲“我也不会以诗人的美谀为荣，也不会以被人恋爱为辱”？徐志摩追求林徽因那么多年未果，许多朋友（包括国外泰戈尔、恩厚之）都为徐志摩可惜并给予同情，可以说真正不幸的应该是徐志摩，但这对林徽因来讲“不幸事的留痕”又在哪里 ？还有难道1932年元日晚上信中讲的“那是个不幸事的留痕”是特指的徐志摩而不是特指林徽因自己吗？在同日下午信中林徽因讲 “我永是<我>，被诗人恭维了也不会增美增能，有过一段不幸的曲折的旧历史也没有什么可羞惭。” 请注意林徽音说过的这句话，主语限定了是“我”，从当天下午和晚上两封信两厢对比可见，“那不幸事的留痕”就是林徽因说的自己。如此看来《康桥日记》里面确实应该有对林徽因敏感的内容。第三，胡适之1.22日记说 “今天日记到了我的手中，我匆匆读了，才知道此中果有文章。”

胡适之对徐志摩与林徽因那些年的过往及阻力在哪都清清楚楚，也就是说徐林两个人明面上过往的“文章”胡适之心中都有掌握，但是在看过徐志摩（也即《康桥日记》两小本和一大本的前半册）始自1920年11月17日及断在刚要遇到林徽因的前一两日的《康桥日记》和徐志摩另两本英文日记，一本乃从1921年7月31日起次本从1921年12月2日至第二年8月回国止的《康桥日记》后，胡适之并没感觉有什么意外的文章。然而，在单单“匆匆读了”徐志摩1921年1—7月所记《康桥日记》之后（也即一大本的后半册），胡适之下了判断：“才知道此中果有文章。” 什么叫“才知道”，什么叫“此中果有文章”，那里面包含着在徐志摩林徽因过去交往的背景下，包含着在徐志摩飞天后整个《康桥日记》风波的背景下，胡适之发现了以前所未知的“文章”。凌叔华在这之前迟迟捂悟不愿交出而想私藏，胡适之坚决反对并放出重话索要（徐志摩生前将小皮箱包括《康桥日记》交给凌叔华保管后来并让沈从文阅看，目的可是让他们可以在身后为自己作传的），而当林徽因拿到手后不仅当时不同意出版而且直至离世都没有公布于世，造成了《康桥日记》真正的私藏或藏密，但是胡适之却始终不曾向林徽因再索要过，胡适之为什么这之前和之后的态度完全变了，这就可以证明胡适之确真是发现了《康桥日记》中不同寻常的“文章”（另，没有《康桥日记》，那要出版《徐志摩全集》、为徐志摩 <整传> 都必将带来无法弥补的缺憾，至今大陆和台湾各自出版的《徐志摩全集》就都不说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全集。而徐志摩成为诗人的源头也是在英伦的经历，但是缺少了《康桥日记》的出版，人们对徐志摩的研究也终究会留下无法弥补的遗憾，历史事实证明也确实如此）。从以上第一第二第三 3 条证据分析看，当时单行出版《康桥日记》涉及的敏感内容确实对林徽因“也极不便”，更主要是对林徽因所忠诚的婚姻和家庭“也极不便”。所以林徽因做出了自己的结论：“一时只是收储保存问题。”即不出版。

非常好的帖子！有理有据有缜密的逻辑思维，

虽然内心期盼胡适，淑华存有副本，但希望不大

总之，林徽音早前或原先说向凌叔华“借看”、“借读”《康桥日记》，林徽音当时也是向胡适之这么表态的，那为什么拿到《康桥日记》最后那半本后，林徽音态度就变了呢，这是不是林徽音早前说的“借看”、“借读”是虚幻的托词或者口是心非呢，从表面上看好像是这样的，因为林徽音虽然表达过《康桥日记》“将来与他<整传>大有补助处固甚多”、“一时只是收储保存问题”、“至多慢慢搜集材料为将来的方便而已”，但历史事实是从1932年《康桥日记》到手直至1955年离世，林徽音都没将《康桥日记》出版或公布于世。早前胡适之12.28信件曾对凌叔华讲：“。。。我想你一定是把那一册半留下作传记或小说材料了。但我细想，这个办法不很好，其中流弊正多。第一，材料分散，不便研究。第二，一人所藏成为私有秘宝，则余人所藏也有各成为私有秘宝的危险。第三，朋友之中会因此发生意见，实为最大不幸，决非死友所乐意。第四，你藏有此两册日记，一般朋友都知道。。。请你把那两册日记交给我，我把这几册英文日记全付打字人打成三个副本，将来我可以把一份全的留给你做传记全材料。如此则一切遗留材料都有副本，不怕散失，不怕藏秘，做传记的人就容易了。” 但真实的历史演变是，胡适之12.28信件所担心并不愿意看到的情况，即私藏《康桥日记》流弊正多：第一，材料分散，不便研究。第二，一人所藏成为私有秘宝，则余人所藏也有各成为私有秘宝的危险。第三，朋友之中会因此发生意见，实为最大不幸，决非死友所乐意。第四，请你把那两册日记交给我，我把这几册英文日记全付打字人打成三个副本。。。如此则一切遗留材料都有副本，不怕散失，不怕藏秘等等等等，胡适之给凌叔华信里提醒的这些“流弊及不幸”最终没有在凌叔华那里发生，反而在林徽音这里确确实实发生了。
我们要问，林徽音处理这个问题为什么要如此反复？林徽音在这个问题上的内心路程前后发生了什么变化？

这日记里，写林徽因的篇幅不会少，志摩满腔的激情，可以想见言词的热辣。那时林又是情窦初开的年纪，一点反应没有也不现实。所以公开对林当然不便，她是有家室的人。出于私心，不公布日记密藏起来是最好的办法。

林徽音曾自称“为人直爽性急”。那么，“为人直爽性急”的林徽音当年不仅不同意出版《康桥日记》，并且历史事实是将当年说的“一时只是收储保存问题”也变成了“长久藏秘”或“私有秘宝”。林徽音不仅没向凌叔华说实话（由原来给凌叔华留字条说是“借我一读”变成了后来自己占有私藏），也没向胡适之说实话（林徽音向胡适之明确讲过《康桥日记》“将来与他<整传>大有补助处固甚多”，但直到她离世这个“将来”也未到来），她也没向她自己说实话（从林徽音几封信件中看不出要将《康桥日记》永远也不公开的意向，但她确实始终都没有公开〔林徽音离世后，梁思成及梁家后人后来应该遵从林徽音“将来与他<整传>大有补助处固甚多”的遗愿，对外公开《康桥日记》，至少应该公开1921年1-7月那一段以外林徽音提到过的另几册《康桥日记》〕），还对不起她最好的朋友徐志摩（将《康桥日记》交给凌叔华保管、让沈从文阅看，徐志摩是要他们为自己作传，胡适之也对凌叔华说过将《康桥日记》藏为私有秘宝决非死友所乐意可是林徽音却私藏了，林徽音在1932年正月一日下午信说“前几年不管对得起他不，倒容易——现在结果，也许我谁都没有对得起，您看多冤! ” 这次林徽音私藏《康桥日记》不予公开确实对不起徐志摩）。以上我们罗列的在林徽音身上这一连串的问题和疑问到底应该如何解读；林徽音对待《康桥日记》的态度和言行为何表现的如此矛盾、如此纠结和如此复杂，超出了我们许多常人的想像；并且纵观林徽音一生的为人和做人当中这种言行不一、说的和做的完全不一致的现象非常罕见。林徽音为什么从一开始直到离世前都未将《康桥日记》出版或对外公开？对我们提出的这个为什么？这么多年对林徽音与徐志摩有过恋情持否定意见的专家或研究者们或是回避或是基本就没有梳理清楚过。有句成语叫“解铃还需系铃人”，解开林徽音这些个为什么的谜底，其实答案就在我们前面提到的解读林徽音底事的钥匙，即林徽音6.14信件——为了忠诚自己的婚姻和家庭，她自己所说“那个不幸事的留痕”的具体细节或像胡适之所说的“此中果有文章”中的“文章”，林徽音是“绝不会诞生在语言上”，也即决不能对外公开。所以，在对待《康桥日记》上也就只能言行不一前后矛盾，这是《康桥日记》的命定如此，也是林徽音的命定如此。

键盘敲打到这里，脑子一闪想起前些年在海宁硖石拜访徐志摩故居并在故居门房购得的陈从周《徐志摩年谱》。再次找出来阅读，如同以往每读《年谱》皆有获益，这次依然有一个疑问性的发现。在提出这个“疑问性的发现”之前，这里需要先做一些背景资料的铺垫：为编写《徐志摩年谱》，陈从周当年曾频频出入图书馆查阅报刊、文集，并得到张幼仪、陆小曼及徐志摩老师、同学和许多亲友的支持和帮助。陈从周寻求没寻求林徽音的支持和帮助，按说编写徐志摩年谱，林徽音是一个绕不开的证人，因为徐志摩与林徽音有过近十一年最真挚朋友的交往。陈从周曾披露有这样一个细节：1931年农历三月初六徐志摩母亲在硖石去世，那时林徽音正在病中，寄给徐志摩一张她在病榻中的照片，背面还题上了诗，徐志摩偷偷地给蒋定（陈从周未来妻子）看过。陈从周成年以后对徐志摩与林徽音的交往了解的也更多了，这从《年谱》及陈从周后来的文章中都有充分的体现。陈从周与林徽音也曾有过生活和工作中的实际交往：——在上个世纪八十九年代，陈从周曾在一篇文章《读<林徽因诗集>》中写到：“。。。今日她的作品能与读者见面，作为朋友的我在昏黄蚊扰的村居中写此短文，我又浮起在北京清华园与你谈笑的情景。。。” ；在另一篇文章《怀念林徽音》中陈从周也曾写到自己或因编写《徐志摩年谱》或因保护古建筑与林徽音的工作交往和私谊交往（有次陈从周与刘敦桢到林徽音家里做客，林徽音曾托病体自己下厨亲制菜肴招待）；陈从周还写过一篇文章《记徐志摩》，有一段写到：“。。。志摩的两本英文日记，徽音告我她一直保存着，她死后，我问思成新夫人林洙，说是遍找无着。如果她女儿梁再冰拿去，但愿仍在人间。。” 我们据此推测，这可能就是陈从周为编写《徐志摩年谱》而去向林徽音寻求帮助，但最直接的结果就是“林徽音还一直保存着”，因为林徽音不会拿出《康桥日记》。在1949年8月陈从周为出版《徐志摩年谱》撰写的<编者自序>中提到：“。。。几年来有暇就搜集关于这书的材料，为的是求之不易，到如今还有许多人有更好的资料，却不肯拿出来，我很希望他们将来能为这书做一个订补。” 陈从周这话讲的很含蓄，但我们还是可以看出“有许多人有更好的资料却不肯拿出来” 的人中，当然应该包括保存《康桥日记》的林徽音是“不肯拿出来”的；“很希望他们将来能为这书做一个订补”的愿望，直至2000年陈从周离世至今这个遗愿依然是一个遗憾。。。

《徐志摩年谱》是1949年印制初版的。当时，陈从周自筹资金只印了五百册，分赠给亲朋好友和图书馆。依据我们上述背景资料铺垫，陈从周应该将这个《年谱》有送林徽音，我们前面说过因为徐志摩是林徽音最好的朋友，因为陈从周与林徽音也有工作和生活中的交往。再退一万步说，《徐志摩年谱》初版以后，林徽音在朋友圈子内应该知晓这本《年谱》的出版和存在。——就在《徐志摩年谱》中 ，“一九二二年（民国十一年）壬戍二十七岁”目下有这样一段在后来引发很大争议的话：“。。。从周再案，是年林徽音在英，与志摩有论婚嫁之意，林谓必先与夫人张幼仪离婚后始可，故志摩出是举，他对于徽音倾倒之极，即此可见。”
就是针对这一段“从周再案”，陈学勇先生在“徐志摩、林徽因<恋情>考辨”中说：［“林徽因对徐志摩也有恋情，始作俑者乃陈从周所撰《徐志摩年谱》，年谱1922年系徐志摩与张幼仪离异一条有文：<从周再案，是年林徽因在英，与志摩有论婚嫁之意，林谓必先与夫人张幼仪离婚后始可，故志摩出是举（按，指离异）……后以小误会，两人（按，指徐、林）暂告不欢。> 然而“年谱”并未举证材料，以后的袭用此说的众多文章、著述也均无徐林相恋的确凿材料。有的传记描写徐、林相恋情状绘声绘色，不过沿“年谱”的无据之说加以演义耳。子善先生持“相恋”看法，同样是以“年谱”为主要依据，难免有沙地筑塔之忧。陈从周的“年谱”予徐志摩生平研究有始创之功，但毕竟成书早在1949年，所据资料有限，加之陈从周非专门研究文学，因此已有人指出“年谱”错讹不少。就我所知，关于林徽因的内容大多失实。” ］
陈学勇先生特别就陈从周的“从周再案”一段“是年林徽因在英，与志摩有论婚嫁之意，林谓必先与夫人张幼仪离婚后始可。。。”指出：“年谱”并未举证材料。。关于林徽因的内容大多失实。

现在，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疑问性的发现”，在此可以提出来了：陈学勇先生在自己的“徐志摩林徽因恋情考辨”中对<林与徐在英有论婚嫁之意>持否定态度，对<林谓必先与夫人张幼仪离婚后始可>持否定态度；但是作为主要当事人的林徽音，当年（即1949年《徐志摩年谱》出版）（包括后来）对“从周再案”一段为什么没有表过态；既然不存在<林与徐在英有论婚嫁之意>和<林谓必先与夫人张幼仪离婚后始可>的事实（这可是相比说林与徐有恋情份量重的多——有论婚嫁并且林还要让徐志摩与张幼仪离婚） ，那可就是陈从周在谣传或是在造谣。对于当年那段历史不存在的 “事实”，为人直爽性急的林徽音为什么不向陈从周提出来、为什么不向社会提出来辟谣；特别是后一句<林谓必先与夫人张幼仪离婚后始可> ，这样做可是要背负拆散别人家庭的骂名的，但是为人直爽性急眼里从不揉沙子的林徽音为什么不站出来辟谣或否定（梁思成对“从周再案”没有辟过谣，粱家后人对“从周再案”也没有辟过谣）。这个疑问，我们期待陈学勇先生及对林与徐有过恋情持否定意见的研究者们再给予进一步并符合历史逻辑的解释和说明。再有，对陈学勇先生指出的陈从周“年谱”关于林徽因的内容大多失实的判断，我们是不认可的；相反从我们前面的考证资料看，陈学勇先生的“考辨”的内容失实的倒确有不少。对“从周再案” ，我们还有另一个思考方向：“从周再案” 是陈从周1949年在《徐志摩年谱》提到的。相比梁再冰所说 “母亲在世时从不避讳徐志摩曾追求过她，但她也曾明确地告诉过我，她无法接受这种追求，因为她当时并没有对徐志摩产生爱情。” 林徽音明确地告诉梁再冰的这个话是在哪个年份说的呢，梁再冰没有说清楚。梁从诫也说 “母亲后来说过，那时，像她这么一个在旧伦理教育熏陶下长大的姑娘，竟会像有人传说地那样去同一个比自己大八、九岁的已婚男子谈恋爱，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 林徽音跟梁从诫“后来说过”的这个话是在哪个年份说的呢，梁从诫同样没有说清楚。这姐弟俩回忆的林徽音的话无论是在1949年“从周再案”之前说的或之后说的，都表现了林徽音的矛盾纠结状态。再追加一句，从逻辑上讲，既然林徽音从没有爱过徐志摩，那林徽音特别是她的家人就根本没必要捂着《康桥日记》不予公开。因为徐志摩讲过，那是留着给他身后作传的。

譬如前些年大家大多认可徐志摩与林徽音是在1920年10月初次相识。实话实说，我们最早接触徐志摩林徽音的资料时也是认可这个时间判定的，翻翻几个贴吧的帖子至今还是有网友是认可这个时间的。陈学勇先生在2012年版《莲灯诗梦》就认定这个时间：“一九二〇年十六岁。。。10月5日，林长民赴意大利开会，林徽因送至维多利亚车站。约是月，林徽因与在剑桥留学的徐志摩相识。” 陈先生《莲灯诗梦》认定林徽音在1920年10月与徐志摩相识并且还认定是在剑桥相识的。但是我们找来林徽音自己的文字，蛮不是陈先生认定的这样。林徽音1932年元日在给胡适之一封信说：这半册日记（康桥日记）正巧断在刚要遇到我的前一两日。。。而这半册日记始自1920年11月17日。请注意，林徽音在这里说的是“始自”，这就非常清楚了，徐志摩与林徽音只能是在1920年11月17日以后 相识的，绝不是1920年10月。前天阅读林徽音的《悼志摩》，林徽音说：我认得他，今年整十年，那时候他在伦敦经济学院，尚未去康桥。看清楚了吧，林徽音说认识徐志摩的时候，徐志摩尚未去康桥，而不是陈学勇先生认定的“林徽因与在剑桥留学的徐志摩相识。” 所以了解林徽音与徐志摩的历史事实，阅读专家学者的著述固然重要，但是，更要阅读当事人自己的文字记述。

说得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