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公超说：“他对于任何事，从未有过绝对的怨恨，甚至于无意中没有表示过一些憎嫉的神气。”“闲话”作者陈西滢说：“尤其是朋友里缺不了他。他是我们的连索，他是粘着性的、发酵性的，在这七八年中，国内文艺界里起了不少的风波，吵了不少的架，许多很熟的朋友往往弄得不能见面。但我没有听见有人怨恨过志摩，谁也不能抵抗志摩的同情心，谁也不能避开他的粘着性。他才是和事的无穷的同情，他总是朋友之间的‘连索’。他从没有疑心，他从不会妒忌。”以写作小品文著称的林语堂以他独特的“幽默”文体写道“志摩，情才，亦一奇才也，以诗著，更以散文著，吾于白话诗念不下去，独于志摩念得下去。其散文尤奇，运句措辞，得力于传奇，而参任西洋语句，了无痕迹。然知之者皆谓其人尤奇。志摩与余善，亦与人无不善，其说话爽，多出于狂叫暴跳之间，乍愁乍喜，愁则天崩地裂，喜则叱咤风云，自为天地自如。不但目之所痛，且耳之所过，皆非真物之状，而志摩心中之所幻想之状而已。故此人尚游、疑神、疑鬼，尝闻黄莺惊跳起来，曰：‘此雪莱之夜莺也’。”在诸家议论中，一向以观察细密准确著称的梁实秋说过的一段话，更加全面而深入：“胡先生（指胡适之）也是一个生龙活虎一般的人，但于和蔼中寓有严肃，真正一团和气使四座并欢的是志摩。他有时迟到，举座奄奄无生气，他一赶到，像一阵旋风卷来，横扫四座，又像是一团火炬把每个人的心都点燃，他有说，有笑，有表现，有动作，至不济也要在这个的肩上拍一下，那一个的脸上摸一把，不是腋下夹着一卷有趣的书报，便是袋里藏着一扎有趣的信札，传示四座，弄得大家都欢喜不置……志摩有六朝人的潇洒，而无其怪诞。”梁实秋的结论是：“我数十年来奔走四方，遇见的人也不算少，但是还没见到一个人比志摩更讨人欢喜。讨人欢喜不是一件容易事，须要出之自然，不是勉强造作出来的。必其人本身充实，有丰富的情感，有活泼的头脑，有敏锐的机智，有广泛的兴趣，有洋溢的生气，然后才能容光焕发，脚步矫健，然后才能引起别人的一团高兴。志摩在这一方面可以说是得天独厚。”还有一种议论也是不可忽视的。有人说他“杂”，也有人说他“浮”。“杂”，指的是学术艺文，“浮”，指的是性情禀赋。这种看法应该说也不是毫无道理的。

“六朝中人”
从以上种种评论中，对于徐志摩这个人，能大体得到一种初步印象：他热情、宽容、真率、旷达、襟怀坦诚、与人为善，富有朝气，同时也冲动、放纵、任情率性。在朋友中间流传的不少关于他的“逸事”，都很能说明他的这种性格。

后期新月社在上海重整旗鼓时，事情进行过程中，有由胡适之任社长、徐志摩担任《新月》月刊主编之议。这个消息由余上沅传给了正在潘光旦家中聚叙的闻一多、梁实秋、饶孟侃等人，引起了大家的反对，说是“事情不应该这样的由一二人独断独行，应该更民主化”。徐志摩勇决明达、从善如流，马上接受了大家的建议：社内不设社长，刊物也改为集体编辑制度。当意见相左时，他没有任何不愉快；在事情过后，他更是丝毫不存芥蒂。这种坦荡胸怀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梁实秋后来说在新月社内“各有各的路数，各有各的研究范围，各有各的生活方式，各有各的职业技能。彼此不需标榜，更没有依赖。办刊物不为谋利，更没有别的用心，只是一时兴之所至”。这种良好氛围的形成，与徐志摩的个人作风是有很大关系的。或许正因为胸怀坦荡，没有太多的计较盘算，所以，生活中的徐志摩极风流潇洒，十分放达。梁实秋记述过一件小事：“我曾和他下过围棋，落子飞快，但是隐隐然颇有章法，下了三五十着，我感觉到他的压力，他立即推枰而起，拱手一笑，略不计较胜负。”还说他爱饮酒，而酒量不洪，适可而止；喜欢豁拳，出手敏捷，而不咄咄逼人；也打麻将，出牌不假思索，挥洒自如，谈笑自若；喜欢戏谑，而从不出口伤人；也偶涉花丛，但是“心中无妓”。梁实秋十分推许徐志摩的这种雅量和风度，许为“六朝中人”。

徐志摩天性活泼，富有生气，经常做出一些无伤大雅的恶作剧。有一次夜晚 11 点多钟，他乘兴去看望梁实秋，见门外的百叶长窗虚掩着，灯光自隙间外露。他想吓梁实秋一下，于是突然把门打开。但眼前的景象吓得他大叫一声，拔腿便跑。原来有一对不认识的青年男女正赤裸着从沙发上惊惶地跃起。他受惊后，信步走到另一位单身朋友家，一看屋里黑洞洞的，心想这家伙睡了，来吓他下，便顺手把门框上的电灯开关打开，不觉又是一声大叫，原来床上睡的也是男女两个人。他一口气踉跄下楼，跑回自己的住所乖乖地睡了。只在事后悄悄地告诉梁实秋：“以后我再也不敢在黑夜间闯进人家去了。”还有一次，大家在胡适家里集会，徐志摩迟到，一进门就从袖里掏出一件东西给别人看：是一具小小的木制棺材，长约四五寸，红漆烁然，十分精致。他打开棺盖，里面装有香烟数十枝，拿出来一一举以饷客。对他的这一举动，朋友们也都印象深刻，历久难忘。敏感的人还因此联想到著名的浪漫诗人拜伦，据说拜伦有一个人头骷髅制造的酒杯，做他“死亡的提醒物”。可也真算是无独有偶了。徐志摩做事全凭情绪支配，太缺乏考虑，有时难免会给自己招来不必要的麻烦。

他给梁实秋写过一封信：
秋郎：危险甚多须要小心原件具在送奉察阅非我谰言我复函说淑女枉自多情使君既已有妇相逢不早千古同嗟敬仰“交博”婉措回言这是仰承你电话中的训示不是咱家来煞风景然而郎乎其如娟何微闻彼姝既已涉想成病乃兄廉得其情乃为周转问询私冀乞灵于月老藉回秋上之离魂然而郎乎郎乎其如娟何信的原意本是说梁实秋有一个女学生，极端爱慕梁，以至涉想成病，其兄乃转托别人居中作伐。信中所谓“交博”指一有“交际博士”之称的人，就是那位受委托说合者。但梁实秋是有家室的人，此事后无结局而罢。但由于徐志摩写作此信时，态度轻率孟浪，庄谐并出，又没有加标点符号，极容易招人误解。后流传开来后，果然被人认为“儇薄轻佻”，而“蒙不白之冤”。不过这种情况徐志摩根本不愿多加计较，也许他压根儿没有把别人的毁誉放在心上。他只是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着，生活得越轻松、越潇洒越好……据说普鲁士一个皇帝初见歌德，兴叹道：“这才是一个人！”这话移用于徐志摩，想来也是可以的。

诗艺.诗品
从以上许多人对徐志摩的品评中，我们对他的艺术也是可以由之而得到更深一步理解的。特别是胡适关于他的“单纯信仰”即在于爱、美、自由三大理想综合的概括，不但讲透了他的“人生观”，而且也讲透了他的艺术。

徐志摩享寿不高，遗留下的作品并不多。计有诗集《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云游》，散文集有《落叶》、《自剖》、《巴黎的鳞爪》以及《秋》，小说集有《轮盘》，戏剧有与陆小曼合作的五幕剧《卞昆冈》。应该说，徐志摩在小说和戏剧上的才分有限，成绩也平平。但他的散文则卓然成一大家，历来很受人重视。不过，最终奠定他在新文学史上地位的，终归是他的诗歌。

梁实秋以“轻灵”二字概括徐志摩诗歌的美学特征，更多的人则以为他的诗风流、飘逸，恰如其人。应该说，这些都是得当之论。讲起徐志摩诗的轻灵、飘逸，人们会自然而然地想起他《再别康桥》中那“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的名句，它已成为许多青年男女喜欢挂在嘴边上的话，并被视同珙璧般的抄录在笔记本上。其实，就是像《珊瑚》一类不被人注意、又是写悲观情思的诗，同样有如秋日晴空的飘絮潇洒而绵长：你再不用想我说话，我的心早沉在海水底下；你再不用向我叫唤：因为我——我再不能回答！除非你——除非你，也来在这珊瑚骨环绕的又一世界；等海风定时的一刻清静：你我来交互你我的幽叹。正像他的妻子陆小曼所说：“他的诗比一般的来得俏皮，真是像活的一样，字用得特别美，神仙似的句子，叫人看了神往，忘却人间有烟火气。”由此看来，在徐志摩生前，人们送给他一个“诗哲”的称号，实在有些不妥，应该改称“诗仙”才更好。自然，徐志摩诗的风格多种多样，并不限于轻灵飘逸一路，也有与他的散文一般“浓得化不开”类型的，有运用方言口语俗白如土话类型的。不过，他最受读者喜爱，也是代表他最高水平的，还是那些以轻灵飘逸风格见长的作品。

徐志摩和陆小曼

但是，轻灵作品的创作过程却是最艰辛不过的。文艺创作中往往有这样一种情况：越是读起来纯洁明快、轻松自然、好像毫不经意就写了出来而又让人觉得很美的作品，其创作难度越大，越是殚精竭虑、费尽苦心。文艺审美上的极则“绚烂之极归于平淡”也适用于这种情况。徐志摩谈他写诗情景时说过：“我再没有别的话说，我只要你们记得有一种天教歌唱的不到呕血不住口，它的歌里有它独自知道的别一个世界的愉快，也有它独自知道的悲哀与伤痛的鲜明。”他还说：“诗人也是一种痴鸟，他把他的柔软的心窝紧抵着蔷薇的花刺，口里不住的唱着星月的光辉与人类的希望，非到他的心血滴出来把白花染成大红花不住口！”

徐志摩和陆小曼

中唐时期的韩愈、孟郊、贾岛等一派，因为诗写得很苦，在文学史上被称为“苦吟派”。以徐志摩、闻一多为代表的新月社新格律诗派，也有人称之为“新苦吟派”。由上面徐志摩的例子看，确也名副其实。但在创作实践中字斟句酌、苦心经营的结果，又往往流于雕琢太重、伤于自然。揆之实际，新月派中正不乏这种状况。而徐志摩苦吟的结果，反而形成轻灵飘逸、自然浑成的独家风格。这又证明在众多诗家中，他是一个真正的高手。

高处不胜寒
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徐志摩以 35 岁英年不幸因飞机失事而遇难，是诸多后人为之深感遗憾的事件之一。

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后，即从北京移居上海。但不几年后，家庭生活就开始不够和谐，出现了不少令人堵心的麻烦事。这从他的一首诗《生活》中不难看出：
阴沉，黑暗，毒蛇似的蜿蜒，
生活逼成了一条甬道：
一度陷入，你只可向前，
手扪索着冷壁的粘潮。

他的一些老朋友们对他的情况也似有些觉察。为了把他从生活的窘境中拉出来，1931 年 2 月，任北京大学教务长的胡适先生坚邀他到了北京，在北京大学英文系执教，并同时兼任北京女子大学教授。

徐志摩对陆小曼是一往情深的。由于陆小曼坚持不肯一同到北京生活，他只好搭乘免费的邮局飞机频频来往于京、沪两地。

但是，陆小曼对坐飞机怀有深刻的恐惧，极力劝告他不要乘坐飞机来往。

1931年 11月13 日，徐志摩乘着张学良的福特号专机从北京回到了上海的家中，在家中生活期间，陆小曼又一次表示反对他坐飞机。在18日从家里启程到北京那天，由于陆小曼的坚持，徐志摩改变主意，改乘火车由上海驶往南京。

但在车厢里，他偶然从报纸上发现：由于战乱，北平戒严，津浦线全线停车。

于是，他再一次搭乘邮局飞机在南京机场起飞。飞机升空不久，徐志摩忽然感到剧烈的头痛，当时，他曾产生在飞机到徐州机场降落加油时就下来不再赶路的念头。但 10时 10分飞机在徐州着陆后，他的头痛忽又不治而愈，他又兴高采烈地上了飞机。在济南以南大约 50 里远处的党家庄一带，飞机开进了层层云雾之中，在盘旋了一阵之后，撞上了开山。随着一声巨大的爆炸声响，诗人便永远离开了人世。

毫无疑问，徐志摩的死纯然是一件偶发事件，但他在死前的许多言论，却给后世留下了极大的疑惑。

他生前极其崇拜西方著名的浪漫诗人雪莱，认为雪莱乘一叶扁舟横渡海峡遭暴风雨而死，是一种伟大、壮丽的死。

他写过一首诗，其中这样说：
脱离了这世界，飘渺的，
不知到了哪儿，仿佛有
一朵莲花似的云拥着我，
（她脸上浮着莲花的笑）
拥着到达极远的地方去……
唉，我真不稀罕再回来，
人说解脱，那许就是吧！

他还写过一篇散文《想飞》，很有名，曾引起过许多人的注意，里面说：是人没有不想飞的。老是在这地面上爬着够多厌烦，不说别的。飞出这圈子，飞出这圈子！到云端里去，到云端里去！哪个心里不成天千百遍的这么想？飞上天空去浮着，看地球这弹丸在大空里滚着，从陆地看到海，从海再看回陆地。凌空去看一个明白——这才是做人的趣味，做人的权威，做人的交代。这皮囊要是太重挪不动，就掷了它，可能的话，飞出这圈子，飞出这圈子！

……同时天上那一点子黑的已经迫近在我的头顶，形成了一架鸟形的机器，忽的机沿一侧，一球光直往下注，嘣的一声炸响——炸碎了我在飞行中的幻想，青天里平添了几堆破碎的浮云。或许这一切都是偶然的，不过联系到徐志摩的最后归宿来看，却都成为应验的谶语。

哀歌吊诗魂
徐志摩的不幸罹难，在当年是一件震动文坛的事件。《新月》杂志为之编发了纪念专号，许多文化界名流或撰文、或赋诗，表示沉痛哀悼。其中有些人撰制的挽联，至今读来都令人回味不尽。这些挽联，有的侧重于对他一生行状的盖棺论定。
像蔡元培先生的：
谈话是诗，举动是诗，毕生行径都是诗，诗的意味渗透了，随遇自有乐土。
乘船可死，驱车可死，斗室坐卧也可死，死于飞机偶然者，不必视为畏途。

黄炎培先生的：
天纵奇才死亦奇，云车风马想威仪，卅年哀乐春婆梦，留与人间一卷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