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油！

感觉看你发的容易疯

7、第一次精神境界“灭门”（1）
二姨家在武昌文明路，住在一楼，有三间单独的、每间大约不到十平米的小房间。晚上我一人睡一间小房，依然睡不着觉。回想当晚在二姨、二姨爹房间闲谈时，进来一个邻居家的小女孩，长得漂亮，我还朝她多看了一眼，当时我心里咯噔一下，突然怀疑这是否是有意安排来转移我的注意力，以免我成天纠缠在如何处理与两派同学的关系。产生怀疑的念头，可能就是我思想崩溃的临界点及转折点，我开始将现实生活怀疑成是一种安排。当然，事实是这个邻居小女孩到我二姨家来玩一玩，恰巧我也在这儿，根本不可能是某个人的安排。
此时我睡在床上，各种经历、各种事情、不论是记住的还是早已忘记的，纷纷在脑海里涌现，像电影镜头似的不断地快速闪过。一个念头突然占据了我的思想，周围发生的一切好像都是事先安排好了，只隐瞒我一个人。学校里的各位同学、各派学生组织、我与各派同学的关系、家里的父母弟妹、亲戚朋友、我的家庭出身、入团、毕业分配等等，都是经过事先排演，专门为我一个人准备的。每一个人都按照分工，扮演各自的角色、各负其责，只有我一人被蒙在鼓里。我还以为我所看到听到遇到的一切，是正在发生的、自然发生的、活生生的真实生活。
以此进一步联想和推测，那么父母亲就不是我的亲生父母，那弟弟妹妹呢？也可能是父母亲生的，也可能是挑选来扮演我的弟妹的。我的那些亲戚呢？可能他们就是我父亲、母亲家里的亲人，也有可能是挑选来扮演亲戚的角色。我的同学、老师、与我打交道的一切人都是在扮演自己的角色。
那这一切是为了什么目的呢？我是什么人呢？我紧张地思索着，想啊，想啊，我想出了一个答案。

8、第一次精神境界“灭门”（2）
可能是为了把我培养成一个电影导演，导演可能都是这样培养出来的。为了使我能够亲身体验以后剧本中所需要的真情实感，而专门设计了我生活中的一切，长大后成为一个导演。
但是，为什么要我到二姨家来住呢？啊！我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一定是在对我的培养过程中出了问题。
我最近一段时期精神状态不好，可能主管这件事的上级领导，早就开始区分和追究是我家里人的责任，还是学校同学的责任。难怪最近我的父母看到我时流露出焦急的心情，说父母才是为我好，要我脱离学校那种环境，不要到学校去。
看来家里父母和学校同学之间为推卸责任已有矛盾。现在要我到武昌二姨家来，一定是对我的培养已经失败了，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上级已经分清了责任，要在汉口处罚我父母弟妹才要我避开来到武昌。
想到这我焦急万分，即使我不是父母亲生的，但我深深爱着我的父母亲、我的弟弟妹妹，我与他们已经产生了深厚的感情。
现在我的家人会受到什么惩罚呢？我的脑海里一下浮现出《生死牌》故事的情节，在这次惩罚中，我的父母弟妹都得到了“死牌”，已必死无疑。
我似乎听到室外自来水龙头滴水的声音，我认为这就是在暗示我，我的父母弟妹现在都被捆着，身上正在流血，因为我的原因，他们都要被杀害。我深深爱我的父母弟妹，我越爱他们，我就越难受，我的心就好比被刀一点一点割下，心如刀绞，泪如雨下。

9、第一次精神境界“灭门”（3）
想到这里，我再也忍不住了，我要去救我的父母弟妹全家人。这时已经是半夜，我从床上爬起来，打开房门穿过走道，到对面敲二姨、二姨爹的房门，并大声喊：“我要回家！”二姨和二姨爹慌忙披衣起来，开门对我说：“这么晚了，怎么能够过江回汉口？”我说：“我都知道了，爸爸、妈妈不是我的爸爸、妈妈，你也不是我的二姨。”我看到二姨和二姨爹听到后大惊失色，一脸惊恐的神情，二姨连声喊道：“我是你二姨！我是你二姨！”
我想往外走，自己回汉口。二姨爹一把抱住我，我的表弟、邻居也有人闻声起来，阻拦我出去，并一起把我拉回我住的房间。我认为那些负责培养我及有权处理我全家命运的上级领导人就住在这栋楼里，在暗中监视着我的一举一动。
我想要他们出来，听取我的意见，不要杀害我的全家。为了引起那些人的注意，并把他们引出来，我抓住房间垂吊电灯灯泡的电线，将电线、灯头一把扯下来，房间里一片黑暗。房间的人一起把我拉住，按在床上。此时并没有发生我认为的所谓负责人走出来，我只得顺从躺在床上。二姨、二姨爹等人看到我平静些，就离开我睡觉的小房间，可能就在屋外守着怕我再跑出去。
我躺在床上，头脑的思维继续沿着先前的思路又冒出许多想法。我刚才说父母不是我的父母，二姨也不是我的二姨这句话时，二姨怎么那么惊恐害怕，这是为什么呢？
不难想象，这种不让我察觉，在看似平常的真实的生活环境中将我培养成为导演的安排，最大的失败就是穿帮。如果被培养者感觉到，识破了周围的一切都是一种有意识的安排，是为了培养自己而设计和实施的，那么这个庞大的培养工程就真正彻底失败，不可能再采取补救措施。
刚才我跳出来，亲口说出了事情的真相，以为这样可以救自己全家人，反而是我不打自招，将这个正在进行中的培养工程宣布失败，也就是将自己的父母弟妹全部判了死刑。他们很可能已经被处死了，他们是死在我的手里，都是我的过错。那种因为自己的过错而惨遭灭门的痛心疾首、撕心裂肺，使我生不如死。
早晨，父母亲出现在我的面前。问我，“小毛（我的小名），你怎么了？”母亲抚摸我的头时，她的手在发抖，说话声音在颤抖。母亲注视我时，那满含泪水的眼睛、那悲伤的眼神、那凄惨的面容是我从来未见过的，一下子母亲的眼泪全流下来。父亲强打着精神，对我母亲说：“你这是干什么。”我明白父亲的用意，他们还要支撑着演这场戏，还要挽救培养我成为导演的这个败局，好像什么事也未发生，好像我还不知道我不是他们的亲生儿子。
我强忍着泪水，我的心在流血。我在心里说，我什么都明白了，但我却再也不能说出来，越是明白，就越是害了自己全家人。面对我最深爱的父母亲，我心中有千言万语要说，我却只表达了一个意思，我说：“我害怕。”父亲对我说：“你怕什么，什么人也不敢动你。”当然，我这个关系着那么多人生死的重要人物，肯定别人不敢动我。我当时头脑中的糊涂思想是任何人不可能知道，更不可能理解的。

10、看门诊
过了一会儿，父母亲把我扶到大门口，门口已停放着两辆人力三轮车。母亲和我上了后一辆三轮车，母亲双手紧紧抱着我，眼神是那么悲哀和无奈，然后用衣服盖着我的头和身体。三轮车缓缓移动了，我有一种生离死别的感觉。我想败局已定，对我的培养以失败而结束，现在是处理我的时候了，可能要把我送到我该去的地方，我真正出生的家庭去。
不知走了多远，转了多少弯，三轮车停了下来，我被带到一个地方。后来才知道是湖北医学院附属医院精神神经科门诊部，我二姨在医学院附属护士学校工作。
父亲和二姨先进去。母亲陪着我后进去，母亲对我说，有什么话都可以对医生说。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儿是医院和医生，只以为这是一个可以对父母和我的处理进行申诉的地方。医生问了我几句，我听母亲的话，将当时头脑中的那些胡思乱想、任何人也听不明白、不可理喻的话说了几句。
看了门诊，一会儿就让我出来了。我被人带着转弯抹角穿过几道门和走廊，我来到一个大厅，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此时父母亲也不在了。

11、精神病院
这一天是一九六八年三月七日，我终生难忘的一天，我被送进了精神病医院住院治疗。当时我不知道这是医院，不知道这是精神病医院住院部，更不知道我已得了精神分裂症即精神病。十年后我才意识到，那是为了我得到真理而经历体验的第一次精神境界“灭门”。
我曾被关进单独的病房，偶有穿白大褂的人在门上的小窗口朝里看。我也曾四肢被捆绑在病床上，小便拉在裤子里。多年后我察觉身上有不明显勒索痕迹，我推测可能就是在那次住院电疗时捆绑挣扎造成的。十多年以后，我老婆曾问我这是怎么弄的，我无言以对。
我口服护士给的药，并且进行电疗。第一次电疗时，我被强制送到电疗室电疗专用的床上，脚、胳膊被紧紧绑着，一会儿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住院期间父母亲第一次来看我，父亲对我说：“这儿有乒乓球、有各种棋类、有扑克牌，你想玩什么就玩什么。同学们要来看你，我们没有同意。”我由于吃了镇静类药，头脑思维被抑制着，反应迟钝，呆头呆脑，不象以前脑海中思潮奔涌。从表面看，我没有什么疯狂举动和胡言乱语，但头脑还未清醒。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有一天我要上厕所没有手纸，就去敲护士办公室的门，但屋子里没有人理我。这时从外面走过来一个护士，问我有什么事，我说上厕所要手纸。她对我说：“找护士不能光敲门，要喊护士，这里的人经常没事乱敲门，敲门有时没有人理。”
我躺在床上想，怎么这里的人经常乱敲门，还没有人理，这是什么地方？为什么出现这样的事？我心里一个激灵，啊！这是精神病医院，这里的人都是疯子，有事无事敲门，所以这儿的护士听到敲门声也不理。我再看看盖在身上的被单中间，一个大的红色的圆形图案，仔细辨认是由湖北医学院附属医院精神神经科等汉字组成，不是一眼就能看出来。
啊！我得了精神病，我是疯子，一股悲哀、一阵透心凉从心底涌出。
当精神病患者意识到自己有病时，他的精神就基本正常了。我记得最后一次电疗是我主动去电疗室电疗的，当我再一次要求电疗时，却被告之不用了，我一共电疗三次，只吃药没有打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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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十八岁的疯子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八日我出院，住了二十一天医院，父母花了不少钱。我出院时长胖了，从来没有长得这样胖，尖脸变圆脸，以前想长胖却长不胖，总是瘦瘦的。我住院前体重103市斤，出院时增加到118市斤。
出院后我按时到汉口六角亭精神病医院看门诊拿药，根据医嘱按时按量吃药，基本上就吃一种药，吃药的量逐步减少，最后只是夜晚睡觉前吃一颗药，但必须长期坚持服药。我看到一些医书上这样写着，一些精神病患者以为自己的头脑被控制着，以为什么都是被安排的，什么事都怀疑。我在医院看门诊等候时，听到医生说，有的病人发病时还以为自己当了皇帝。
我想这病真是厉害，我怎么就相信了那么荒唐的想法，以为一切都是安排，培养自己成为导演，爸爸妈妈不是自己的亲生父母，一家人都因我被杀死。父母亲和二姨看到我突然疯狂了而惊恐和伤心，我却将这种表情理解成是由头脑中荒诞故事情节而引起的，使我更加相信那荒唐的故事。
现在我清醒了，真正的结局是我成了疯子。一个十八岁的疯子，一个刚刚迈进成年、青春时光的小伙子成了疯子。我还未成家，还未立业，还未踏入社会，还是一个初中生，但我已是一个疯子。
在发病时疯狂荒唐的思维中，我还以为有一个一切都为我准备，要把我培养成一个导演的世界。现在我清醒了，什么都消失了，真所谓“一枕黄粱” 再现。不！比那还要糟，那只是做了个美梦，人醒了，梦没了，但没有损失什么。我做的却是一个惨遭灭门的噩梦，梦醒了，却失去了做一个正常人的资格。
今后谁也不会把我当一个正常人了，我失去了人生中我尚未得到而每个人应该得到的一切，这是我有生以来从未想到的悲哀结局。
爸爸对我说：“我们不该叫你到二姨家去，对这种病我们没有经验，如果当时直接到精神病医院去，吃药后睡着觉，就不会得这种病了。”我想，现在说这为时已晚。听说这种病很难治断根，只有极少的人治好后能够一辈子不再复发。
我要坚持吃药，一旦睡不着觉，就要加大药量，保证睡得着觉，就不会发病。还有，我要坚信这个世界、我周围发生的一切，就是我出生以来一直认为的那样，不要再相信那些新的看法。如果有新的看法，好像突然明白了，那就是自己精神病复发了，要坚守自己的思想和精神防线，争取一辈子不发病。

13、因病留城
一九六八年底学校开始动员“老三届”毕业生上山下乡，根据政策，我因精神病，大弟毛弟因高血压病经批准留在城里。
一九六九年底我由学校转入武汉市江岸区一元街道办事处，结识患有重大疾病、残疾转入街道的学生，其中一部分人是在社会上遭受歧视的群体，我也成为其中一员。
街道办事处干部把我们病残学生组织起来一边学习，一边参加义务工作，主要是协助街道和居委会干部，动员没有正式工作的城市居民下乡插队落户。我们深入到每一个被动员对象家中了解情况做好记录，协助做说服动员工作。这是生活在城市底层、经济最困难、地位最低下的群体。他们有的是因为有政治历史问题，有的是因曾经劳改、劳教，有的是因犯错误等原因没有或失去了正式工作，归街道管辖。当年以“备战备荒”、“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动员其全家去农村插队落户，这对于他们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大难临头。
这段时期，命运让我有幸接触到病残学生和下放城镇居民，体验到他们的种种痛苦和无奈。
一九七零年上半年，正当纷纷传说下放农村的知青快要招工回城，留城的病残学生也将要分配工作。正当我们盼望许久，参加工作的愿望即将实现，在已经看到隧道尽头曙光的欢欣鼓舞时刻，紧接着发生的一件事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14、全家下放（1）
母亲任教的小学，突然通知母亲走“五·七道路”到农村插队落户，并且已与父亲任教的中学联系好，父母及全家一起下放农村。此时，我们家除了大妹毛妹去年作为知青，随学校下放湖北随县（现随州市）农村外，父母、因病未下乡的我和大弟毛弟、读小学的小妹和小弟，一共6口人下放湖北枣阳县（现枣阳市）农村。
这下子全家陷入绝望和慌乱之中，父母插队落户虽然当时还保留工资，但是时间长了还能够有工资吗？没有工资，全家以什么为生？以后还能够回武汉吗？当时社会上流传的说法是，全家下放农村，城市户口没有了，住房也没有了，连根拔了，不可能再回城。到农村插队落户的干部、教师不可能一直拿工资。
如果我和毛弟先前随各自学校下放农村尚属于知识青年，以后还有招工的希望。我们现在随父母五·七干校插队落户，是否属于知青，能否招工都不得而知。先下乡的知青到农村已经2年，很快就要招工，我们现在才下乡，即使属于招工对象，招工时也没有份。城里等待分配工作的病残学生也快要安排工作，但我们此刻却要离开城市，两头都落空。没有什么比全家在此时下放农村，对我家的打击更大了。
一个学校第一批去插队落户的教师很少，母亲所在的小学只有两人。这种对我们全家最致命的打击，为什么偏偏会落在我们身上？
是否是母亲在文革中参加了学校造反派组织？可是学校那么多老师都参加了，而且母亲属普通成员，学校从来没有说母亲什么。
是否是我们家有两个初中毕业生都因病未下乡而遭别人眼红？我们家离母亲学校很近，学校对我家情况很了解，我们兄弟俩从外表来看，也看不出身体有什么不好，这次就来个一锅端？
是否是父亲的问题造成全家下放？父亲在文革中老老实实，不管是保守派还是造反派都不参加。即使一些群众组织的头头拉他加入，即使我们对照两报一刊社论，认为他可以参加群众组织，父亲始终坚持文革中任何组织也不参加。以后的事实证明他是正确的，除了文革初期挨了整，后来一直未被波及。
我分析这次下放是母亲单位发起的，应该不是父亲的原因。当初我们兄弟俩即使有病也应该随学校下乡，以免遭遇全家下放这种更坏的下场。现在后悔也晚了，父母端的是国家饭碗，要你去哪儿都得去，没有讨价还价可能。
我怎么也未想到，应该是我造成了全家下放。多年后我才意识到，扮演我这样角色的人，是不可能缺席当代青年的潮流知青下乡的。再说如果我不下乡，其结果只能是本人档案里装有由学校转街道的手续、患精神病的医生证明，再由街道安排到集体所有制企业。那样的话一辈子都不可能摆脱精神病的帽子，也就不可能有后来发生的我在农村招工成为国企职工，更不可能有改革开放后经单位推荐参加考试去上学读书等命运的逆袭。

15、全家下放（2）
当年由于担心大弟毛弟跟随全家下放不算知青，不能享有招工资格，母亲托熟人帮忙，将毛弟作为知青下放到毛妹插队的随县。
离开街道时，街道管病残学生的干部为我在街道的表现，写了一份个人评语，对我评价很好，并鼓励我早日加入党组织。当时我想入党对家庭出身要求很严，我是不符合入党条件的，从未想到后来我会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我们全家城市户口被注销，租住的公房被房管所收回，家具装上了货运火车运往农村。
一九七零年五月十三日，下着蒙蒙细雨，父母、小妹、小弟和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在老汉口火车站，在欢送锣鼓声中，奔赴那遥远陌生的湖北省枣阳县梁集区太平岗公社严湾大队六小队插队落户。
别了武汉，生长了二十年的可爱家乡。我在心中向那离我家不远我经常去玩水的长江；向我经常走过的熟悉的楼房街道；向我的母校老师；向我初恋的姑娘告别。
别了汉口一元路德一里2号，我的童年、少年、青年在此度过，令我魂牵梦绕的地方。命运唤我奔向远方，奔向远方，我不相信有一天我的户口能够重新回到武汉，再次成为武汉人。

16、初恋（1）
在离开家乡奔赴农村的列车上，在为不可知的前途忧虑时，心中还多了一份牵挂，送别时那姑娘身影不时在眼前晃动。我在街道时与一位也是因病留城女孩从相识发展到相恋，她和我是同届初中毕业生，年龄二十岁左右，中等身材，相貌比较漂亮，她留城的病因没有我那么可怕。
有一次我约她晚上到汉口滨江公园会面，俩人漫步走到长江边，在矮树丛的岸坡边坐下来。皎洁的月光下，面对不远处轻轻拍打岸边沙滩的江水，我们膝足谈心。那令人难忘的夜晚，我第一次与姑娘约会，靠得这么近，但我没有勇气碰她。我们相处期间最亲密接触就是这次去江边，跨过土沟时我牵过她的手。正当我们恋情将会朝向我所渴望的亲密方向发展时，我要离开武汉随父母到农村插队落户。
临别时我们交换相片，她到我家来送行。我意识到我和她之间已经结束，除非我能短时间从农村招工回武汉，但这对于家庭出身不好的我是不敢奢望的。尽管当时还未开始招工，但经过上次初中毕业分配，我从不怀疑在升学、招工、参军等人们向往的好事，都会坚定不移执行党的阶级路线，很难有我的份。我只希望当我思念家乡时，她能留给我一个美好回忆，一丝牵挂，我就知足了。
下乡后，我们之间还通过信。我第一次回汉时，她将我送给她的相片，在街道和下乡后所有信件都退还给我。（回农村后，我也将她的相片和信件邮寄给她。）问其原因，她说不愿被别人议论。我感到不解，我走后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曾帮我俩传递信件，一起在街道服务的男生告诉我，我离开街道不久，我所在中学也有一位女生转入街道，我与这位女生玩朋友的消息在转街道学生之间传开了，议论我脚踏两只船、雁过留声。
没有想到，深深埋藏在我心底的一个秘密，竟然在我离开后，以另一种说法大白于天下。这位后来转入街道的女同学，在学校和我是同一个年级。她家离我家不远，同学们都下农村后，我有时在街上遇见她，开始只是相互问候，后来谈话渐渐多了，她要我到她家去玩。我多次去她家，她的母亲可能没有工作，每次都在家里，我来后她母亲就离开了，让她陪我说话。她对我很客气，每次去了都泡茶给我喝。我们谈话也很投机，我感觉她愿意与我交往，每次离开她家时，她都要我再来玩。我也请她到我家来玩，记得她好像来过一次。
她外貌清秀、身材苗条、人也聪明。我原来在同班同学的家里曾碰见她，传说他俩在玩朋友。我曾提到这位男同学，听她的口气没有玩朋友那事。她一直对我热情相待，究竟是对我有意，还是我把客气当作福气，自作多情单相思。如何判断这个问题？在我和她的交往中一直困扰着我。我想同学们都知道我因患精神病而留城，她应该也知道，她从未问过我因什么病而留城。她怎么会找一个有这样可怕的疾病又没有工作的人交朋友呢？稍有理智和头脑都不会与我交朋友，但她对我怎么又这么好呢？
她对我究竟是否有意，我没有进一步试探，我想把这友谊和谜保留在心里。我转入街道后去过她家，谈论转街道情况，她正在办理因病转街道所需手续。我对她是一见倾心，虽然我从来没有向她表示我对她的爱慕，我们之间连手也未曾碰过，但是她应该明白我对她的情意。我相信街道有关我和她的传闻不会是她说的，她不会认为我们之间曾经是男女朋友关系。我跟随全家下放没有告诉她。是否是她转街道后问过我，说与我熟识，因而被别人瞎猜测。我与她玩朋友是怎么传开的，或者只是少数人的猜测，我至今对此并不知情。
我和这位女同学之间发生的只是我青年时代一个单相思故事。我考虑到我曾患有精神病，这个令人感到可怕的疾病，使我失去了向心爱姑娘表示爱情的勇气。当时我二十岁，正是风华正茂，对异性充满好奇和渴望，却因精神病患者的自卑感，或者说自知之明的理智，压抑了青春的激情，阻挡了对爱情的追求，泯灭了少男少女之间交往可能碰撞出的爱情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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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初恋（2）
2007年我在外地出差，一个陌生电话号码打到我手机，我没有接听，因为打错电话是常有的事，接听冤枉花钱。对方继续打进，我发短信问对方找谁，是否打错电话。对方很快回复，竟然用我四十年前的曾用名，我立即主动打电话给对方，原来是我过去的街坊邻居。在我记忆中，当年她还是一个小女孩，可能十七岁，看上去个子高高的，已是个亭亭玉立、发育成熟的大姑娘。她在电话中提起我已忘记，经她一说，我就想起来的一件往事。
那时买豆制品需要凭票购买，在闲谈时，我说我家豆制品票用完了。她对我说，她家有多余的可以送给我，我说，你是不是真用不完？她说：是的。第二天她就送给我几份豆制品票。这件事搅乱了我平静的心，这些计划供应票证当时很宝贵，如果她对我不好，是舍不得送给我的。我不禁猜想，她会不会对我有意。我又想她还是个小女孩，不要把别人对我友好都当成那回事。再说街坊邻居很多人都知道我因患精神病未下乡，她也应该听说，即使现在不知道，以后也会知道，与她交朋友是不可能的，不要胡思乱想，自寻烦恼。同样是这个可怕疾病让我丧失自信心，将刚刚冒头尚处在萌芽状态的情思掐灭。
这件事情过去快四十年，我已将这事忘掉。她还记得清清楚楚，并在电话中说她母亲问她豆制品票怎么没有了，她说搞丢了。这事当年是否也在这位花季少女的心中泛起涟漪，那时我没有去试探，没有去发展，没有勇气续写令人浮想联翩的后续故事，只是留下一个令人回味的美好记忆。
我与以上三位姑娘，都是在知道或应该知道我是个精神病患者前提下发生的故事。哪一位才能算是我的初恋呢？为此我查了手头上1983年版的词典，对初恋的一种解释是：“第一次恋爱。”我想后面提到的两位姑娘，只能算是我对她们的单相思，双方的情感不曾共鸣。那位曾经与我约会、写信、互送相片、送我下乡的姑娘，可以算是我的初恋吧。
当年我作为精神病患者经历的初恋，也成了我一生中公开曾经患有精神病的最后一次恋爱。从此以后，我去相亲或者追求对方时，再也没有告诉对方我曾患有精神病。因为在我不可能掩盖曾患有精神病的岁月里，我已失去了找对象的可能性。
我至今也没有与初恋情人再见面，但对她仍怀有感激之情，她给予当年的我，背着精神病这个可怕病名时，曾拥有初恋的美好时光。
下乡之前，我每天都在练哑铃、举重、单双杠，除了锻炼身体，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追求身体健美。这是在武汉八中受体育课黄老师的影响，包括我在内的好多同学都热衷于练块头比健美。
当我在冬天转入街道接触女生时，我盼望夏天早点到来，可以穿上运动衫、背心，展现健美的体形和肌肉，增加自己魅力。没有想到，仅仅只到五月中旬，还没有到夏天，还没有穿上夏装，还没有轮到我爽一回，仅差一步之遥，我就要离开武汉了。更没有想到，我锻炼身体，不是为了健美，冥冥之中似乎就是为下乡干农活做的体力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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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农村
火车到达枣阳车站，再由大卡车装着五·七干校属于一个公社的老师和家属子女，分别到达指定的生产队，此后又运来了我家的家具。社员们帮助我们搬运家具，他们用手抚摸着我家用了几十年油漆早已掉光的旧饭桌的桌面啧啧称赞，好光滑呀。我们家在村的另一头，紧挨着两户社员家，住在他们腾出的两间小房屋。生产队长安排父亲、我与青壮年社员一起做农活，母亲与年龄大的妇女做一些较轻松的农事。
刚来时社员的面容在我的眼里怎么都像一个样，分不清年龄大小。我看不出来哪些是老太婆，哪些是中年妇女，哪些是年青姑娘。这也可能与我的近视眼有关吧，但我在城里没有出现这种情况，而且与我们一起下放的其她的干校老师，刚来时也有类似感受。
我早已听下乡的同学说过农村很穷，但穷苦程度仍超过我的想象。几乎家家户户都没有大一点的饭桌、衣柜等木制家具，只有小橙小桌。床是在土砖铺上高梁杆，装粮食（原粮）的柜子也是土砖砌的，靠墙放着锄头、铁锹、木掀等农具和杂物，真可谓家陡四壁。房屋几乎都是土砖砌成的，仅有一家当国家教师的是青砖砌墙的房屋。每到青黄不接时，好多人家就断粮了。
我们家在城里属于一般收入家庭，但在这里，城里下放的五七干校老师是所在小队、大队、公社最富有的家庭。在农村我才深刻体会到什么是吃国家饭的人，什么是农村的人，什么是三大差别。
我做农活不行，多次被派出去修水利，这样可以顶生产队必须派出的修水利劳动力。当时一个壮劳力一天12分，下乡一段时间后，我在生产队评工分大会上被评为10分，一天工分价值4角多钱。我坚持每天出工，体验到农忙时栽秧割谷的艰辛。我过去在城市是很难看到太阳下山的，只知道5点钟单位下班，学校放学。在农村的广阔田地上我才知道，夏天的太阳晚上8点钟才落山，盼到太阳下山后才能收工。经过一年农活锻炼，我能从远处的水井挑一担水不歇肩回家，能赤脚在雨天光溜溜、晴天刀割般的田埂上行走。
我在农村为自己前途担忧，根据后来的政策，跟随父母下放已毕业的中学生也属于知青可以招工。我所在公社已经有几次招工了，招工条件主要是家庭出身，家庭成员和社会关系有没有政治问题，特别是亲属有没有“杀、关、管”。远在随县的大弟毛弟、大妹毛妹都因父亲和祖父的问题未能招工。

21、招工未政审
一九七一年七月国家建工部102工程指挥部第五团到我们公社招工。文革时许多单位都以部队的编制命名，听说这个单位是搞建筑的非常艰苦，许多知青逃避招工跑回武汉。我想自己家庭出身有问题，只要能参加工作就行。之前我曾主动向公社管知青的干部表示只要有招工我愿意去，这是我第一次鼓起勇气向他们表示这种意愿，过去只是坐在家里为招工干着急。
招工单位人事干部通过公社证实我是团员后（我的团组织关系已转到农村，招工时公社管知青的干部专门问我是否团员），同意我填写招工表，参加招工体检，经体检合格我当上工人。我非常高兴，在农村仅仅待了一年两个月就参加了工作。
我是如何通过招工政审这道关的？
招工后我猜测公社和招工单位没有对我进行外调政审。我是一九七零年五月随父母下放农村，属于五•七干校的家属子女，不算知青不能招工。后来根据新的政策，我也属于知青可以招工。这样在招工开始之前对所有知青进行“外调”时，就不可能包括我。因此组织上还未对我进行“外调”，还未掌握我的家庭出身、社会关系等政审材料。如果当时专门对我进行“外调”，时间上可能已来不及，再加上许多知青都不愿意到这个单位，招工指标不好完成。因此负责招工的干部想通过证实我是否是共青团员，以此代替招工的政审。按照常理加入团组织的政审要求比招工更严格，能够加入团组织的人招工应没有大问题。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共青团员的身份，让我避免了招工时的“外调”，促成了我被招工。多年以后，我才明白在看似偶然的背后，隐藏着不可避免的必然。
什么原因促使我招工后，猜测招工时未经过政审？

我发了几篇，都发不出来了。

22、取消基干民兵资格
到单位后，公布的参加连队基干民兵训练的名单有我，后来不知什么原因不要我参加了。我猜测可能招工时没有经过“外调”政审，后来单位又对我进行政审，因家庭出身不好取消了基干民兵资格。
当年的猜测，竟在三、四十年后被证实。我退休时退还给我的个人档案中，没有我在八中加入共青团的任何资料，证实了当年传言学校团员档案丢失确有其事。如果保存有我入团时的入团申请书、志愿书、政审资料，当年也会跟随我转到下放的农村，不知道在招工时会产生什么作用，恐怕是凶多吉少。
档案中最早的“外调”材料是父亲单位武汉市要武中学（原安静街中学），于1971年11月29日出具的。我是1971年7月招工，可以看出，我到单位上班4个月后，招工单位对我父亲单位进行了“外调”，这应该是单位后来没要我参加基干民兵的原因。尽管当时我只是一个工人，也未提出入党等要求，但单位对我进行了“外调”，而且父亲学校提供的资料很全面，重要问题没有遗漏。
有着和我同样家庭出身，在随县下放的毛弟和毛妹，一直未能招工。最后只有通过因病退回城市这条途径回到武汉，由街道安排到集体所有制的企业工作，这是当年许多因家庭出身不好而不能招工的知青回到城市的一条出路。
我家三个下放知青中，只有我一人是通过国家招工途径，当上国有企业职工，但塞翁失马焉知祸福。

23、流动的建筑单位
命运再次唤我奔向远方，奔向更遥远的鄂西北崇山峻岭之中的汽车城十堰市。
当年国家从战备考虑进行“三线建设”，选择在交通不便的内陆腹地、一个个群山怀抱的盆地山谷中建设中国第二汽车制造厂。有了当初的决策，经过数十万建设者艰苦卓绝长期奋战，一个偏僻落后山区小镇，现已成为交通便利，拥有现代汽车制造工业的汽车城，在绵绵起伏的群山之中创造出这举世罕见的奇迹。
到单位以后才了解，这是一个最初由工程兵改制，属建工部领导，在我国大陆广大范围内流动，从事工业土建工程施工的基本建设单位。在完成大庆石油城会战后，又转战到深山掩蔽之中的十堰车城。
我参加的是一支由开拓者组成，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走遍天涯的队伍。我们迎来的是荒山野地，送走的是厂房楼群，建设好一个地方，又要奔赴新的荒原。在这诗情画意和豪言壮语之中却蕴含着外人难以体验的辛酸和无奈。

24、当上抹灰工
来到单位我当上一名抹灰工。抹灰工是建筑物主体结构完成后，用水泥砂浆、石灰砂浆、水刷石、水磨石、磁砖等材料为建筑物穿衣服，简称粉刷的工种。在南方瓦工砌砖和抹灰工粉刷属一个工种叫泥瓦工，在北方抹灰工与瓦工是分开的。
抹灰工是我自己挑选的。当时在枣阳基地分配工种时，负责招工的人事干部说，由于我们是单位从知青中招收的第一批工人，几个主要土建工种如架子工、砼工、瓦工、抹灰工、钢筋工、油漆工可以由我们自己挑选。
这一批招工来的多数是老三届男知青，考虑年龄已大，除我之外都选择了不需学陡的熟练工种架子工和砼工，参加工作就是一级工，一年后转为二级工。在老三届知青中，我是六六届的初中毕业生，相比较我的年龄还大些，已过21周岁。
抹灰工属于技术工种，须经过三年学徒后才能定为一级工，再过一年转为二级工，比熟练工种少挣不少钱。我想俗话说“艺不压身”、“荒年饿不死手艺人”，掌握一门手艺走到哪儿也不怕没饭吃。再说每天一边干活挣钱，一边也学习了一项技术，否则太乏味了。
现在回顾自己当初的选择，当时想法虽说有道理，但我后来并未靠这个技术吃饭。我用这个手艺曾经为自己和朋友做了一点粉刷房屋的活，给自家的灶台贴瓷砖，检查施工单位工程的外观质量。
我当上抹灰工，分配到三营七连抹灰班，穿上新的工作服，领取人生第一次工资，没高兴多久，又陷入新的苦恼中。
抹灰工作又脏又累又危险，我每天与水泥、石灰、沙浆打交道，在高高脚手架跳板上不是在抹灰，就是手推沉重的装满沙浆或砖块的独轮车，稍不注意就容易出事故。我所在抹灰小队，曾发生两起工人从约二十米高的脚手架上掉下来的事故。
一次是一个青工在脚手架跳板上抹灰时，从高空摔下来。他掉到地上后人已昏迷，送到医院检查，竟然毛发未损，估计是中间被什么绊了一下。师傅们都说：“这小子真是命大福大造化大，从来没有见过，这么高摔下来，像没事一样。”俗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果然他后来被单位推荐为工农兵学员到上海读大学。
另一次也是一个青工从高空的脚手架跳板上掉下来，他就没有那么幸运，落地后人事不省、多处骨折、摔成重伤。经医院大力抢救，恢复得不错，能够行走，生活自理，单位给他改换了工种，做砼试验工。
这两人都是在阎王殿走了一遭，捡了一条命回来，有些人就没有这么幸运。在一次施工中，由于厂房的轻钢屋架发生断裂，在屋面作业的三位木工，与屋面瓦一起堕落，摔死在水泥地坪上。单位用既厚又好的跳板木料做成棺材，将他们安葬在附近山上。
他们为了今天繁华的车城，献出年青生命，长眠在异乡。我不知，在如今已让人认不出原来模样的十堰市某个角落，还能否找到他们安息之处。我也不知，在这片热土上是否有一座烈士纪念碑，让后人凭吊那些挖隧道、架桥梁、建楼房、劈山填谷、开拓荒山野岭的英灵。
这起重大事故发生在我们招工到单位不久，整个连队都笼罩在悲哀气氛中。建筑工作的脏累危险在我未来单位之前，就已经想象到，但是一个流动建筑单位男职工所面临的苦恼，却是未曾想到的。

25、男职工的苦恼
我们单位未婚男职工找对象难，已婚男职工普遍过的是牛郎织女两地分居生活。这种有违人性现象几十年长期存在，是由计划经济年代人员不能自由流动的大环境，和流动建筑单位的小环境，结合在一起造成的。
建筑行业劳动强度大，单位绝大多数是男职工，女职工非常少。除了老职工子女是在本单位找对象，外面招来的、本来就少的未婚女工，多数人都不愿意嫁给本单位，更不愿意嫁给本单位工人，她们也想通过结婚等途径跳出本单位。
这样一来愿意嫁给本单位工人的女工，就成了凤毛麟角。哪怕是一个长相丑的女工，也可以在本单位挑选一位各方面都不错的小伙子，这儿的未婚女性都成了皇帝女儿不愁嫁。由于男女比例悬殊，只有极个别的男工有幸与本单位女工结婚成为双职工。只要是双职工，不管女方是什么情况，只要是个带饭票的（有工作），都会让老婆在农村的单职工羡慕不已。
如果我们单位男职工想在当地其他单位找一位女朋友，对方也往往考虑我们单位几年后要离开当地，到时男方很难留下来，女方又不肯跟随男方浪迹天涯，因而不愿意与我们单位的人谈朋友。姑且不说脏累危险、被人瞧不起的建筑工人职业，给找对象造成的困难。
我们单位男职工绝大多数都是从农村招工来的，基本上都是在家乡找一个媳妇，留在家务农，每年利用探亲假回家团聚。那些两地分居老职工结婚几十年，数得清在家呆了多长时间。
由于我家在武汉市，要找一个在家乡女朋友几乎不可能，谁又愿意嫁一个远在山区当泥水匠的人呢？我们武汉老乡也有极少的人在武汉谈了女朋友，有的是过去谈朋友生米已煮成熟饭，有的是女方条件比男方差，如男方长得比女方漂亮，而且暂时未将单位情况实话实说。
我的外貌不仅不好看，而且与所从事职业不匹配，显得不伦不类。当个泥水匠，为何要戴一幅近视眼镜，又为何前额没有头发，年轻轻就开了顶。当年有建工部干部下放在我们单位劳动锻炼，我在干活时几次被不了解情况的人当成下放劳动的干部。同事将这事告诉我时，开始我以为他们在取笑我，次数多了，知道是确有此事时，却感叹生不逢时。
身为知识分子父亲不仅把家庭出身不好的无形烙印，无法拒绝遗传给我，而且将秃顶、近视眼这些知识分子外貌特征也一样不少的遗传给我。我外表虽然像个知识分子，但实际上却是山沟里一个泥水匠，连对象也找不到。
我如果找一个农村女朋友，结婚后在哪儿安家呢，老婆小孩都没有户口，城市里要有户口才能有粮票和找到工作，我一人工作养不活全家。我还不如一个家在农村的人，可以找一个农村姑娘在家务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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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调动工作难
单位许多职工都想调回家乡工作，这必须要单位同意放人。这事搁在其他单位可能不算太难的事，但在我们单位却是一件最困难的事，几乎没有比这更难办的事了。这也不能怪单位领导，如果对想调走的人都放行，可能这个单位要不了多久就不存在了。
为了达到调离单位目的，有的人长期泡病号拿工资不上班，即使这样单位宁愿养着，也不同意放人。有的人回老家探亲多年不回单位，单位始终坚持不同意调动，他在外面也就找不到工作，耗到最后只能回到单位。有的人要求辞职回家，单位依然不给户口和档案，让你走不了。
当然，也不是没有人调出了本单位，那就需要有过硬的门路。有权领导干部肯出面为你说话，单位领导迫于压力或单位为了求别人办事，作为一种交换条件而答应放人。在我们职工中不时传说，哪位职工手眼通天，中央某部委某领导为他写了一张条子，立马就办手续走人；当地掌握实权某领导为哪位职工说了话，因为我们单位也有事求他，也同意调走。这些调动成功案例不径而走，令想调走的人羡慕不已、津津乐道，因此想调走又有一点门路可钻的人，纷纷在活动，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我也想调回老家武汉工作，但在当时从三线城市调进大城市，要武汉市同意接收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再加上还需要这边同意放人，那就是难上加难，难于上青天。我的父母和亲戚无权无势无门路，调回武汉我不敢奢望。

27、步步走错
在农村时，我天天盼望招工，以为当了工人跳出农村就有前途，个人问题也会得到解决。现在当了一个全国流动建筑单位的工人，却失去了希望，没有了盼头。
招工后不久，我父母弟妹随五·七干校所有下放的教师和家属子女回到武汉，凡是跟随父母下放还未招工的知青子女由街道安排工作。已经招工的知青，不存在落实政策问题了，我没有办法改变自己处境。
回想那次招工我走错了一步。如果我没有被招工，就会随全家回武汉；如果我等到以后被其他单位招工，也不会到这样一个与其它单位格外不同的单位。
回想一九六八年底我作为学校老三届毕业生，该下乡时我因病留城，导致后来全家下放；一九七零年我作为转街道病残学生，该留城时我下乡，失去留城分配工作；一九七一年我作为跟随父母下放的子女，该留在乡下时我被招工，不能随父母回城。
我的运气怎么这么差，怎么这么倒霉背时。虽然我总是朝好的方向努力，但是每一步都走错，好事都与我擦肩而过。每次在人生十字路口，我自愿或被迫偏偏走上了对我最不利的一步，以致今天陷入难以逆转困境。殊不知，我还在不断走向噩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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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第二次精神境界“亡国”（1）
我变得爱照镜子，集体宿舍没人时，常偷偷照镜子。我一直认为自己长得不好看，宽宽高高的光额头，却配一个尖尖的下巴，还要戴一幅近视眼镜，成了一个倒三角形。经过多次照镜子，反复看自己模样，我渐渐觉得自己五官端正，长得还可以，在光线柔和时，越看越觉得自己长相不错，身材也匀称健美。
晚上在食堂召开全营职工大会时，我的目光偶尔碰到哪位姑娘目光，发现她也在看我，我想可能是因为我人长得漂亮，才有人偷偷在注视我。我再试着看看其她姑娘，我目光又与她们目光相碰，发现她们也在瞧我。有时在食堂排队买饭，看到女孩站在我后面排队，我也以为是自己有魅力。
我以前怎么不知道自己长得挺漂亮，能够吸引姑娘们注意。我在给父母信中写道：“您们应该为有这样一个儿子，感到骄傲和自豪。”我一改悲观失望自卑的心态，自以为了不得。现在回忆当年写给父母的信，我的父母在有生之年不曾想到，让他们操碎心的患精神病儿子，却是他们值得骄傲的有幸得到启示真理的儿子。我也不曾料到，当年处在糊涂中的我，有幸从另一个角度言中，我是值得父母引以自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