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楼. 12、十八岁的疯子
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八日我出院,住了二十一天医院,父母花了不少钱。我出院时长胖了,从来没有长得这样胖,尖脸变圆脸,以前想长胖却长不胖,总是瘦瘦的。我住院前体重103市斤,出院时增加到118市斤。
出院后我按时到汉口六角亭精神病医院看门诊拿药,根据医嘱按时按量吃药,基本上就吃一种药,吃药的量逐步减少,最后只是夜晚睡觉前吃一颗药,但必须长期坚持服药。我看到一些医书上这样写着,一些精神病患者以为自己的头脑被控制着,以为什么都是被安排的,什么事都怀疑。我在医院看门诊等候时,听到医生说,有的病人发病时还以为自己当了皇帝。
我想这病真是厉害,我怎么就相信了那么荒唐的想法,以为一切都是安排,培养自己成为导演,爸爸妈妈不是自己的亲生父母,一家人都因我被杀死。父母亲和二姨看到我突然疯狂了而惊恐和伤心,我却将这种表情理解成是由头脑中荒诞故事情节而引起的,使我更加相信那荒唐的故事。
现在我清醒了,真正的结局是我成了疯子。一个十八岁的疯子,一个刚刚迈进成年、青春时光的小伙子成了疯子。我还未成家,还未立业,还未踏入社会,还是一个初中生,但我已是一个疯子。
在发病时疯狂荒唐的思维中,我还以为有一个一切都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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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八年底学校开始动员“老三届”毕业生上山下乡,根据政策,我因精神病,大弟毛弟因高血压病经批准留在城里。
一九六九年底我由学校转入武汉市江岸区一元街道办事处,结识患有重大疾病、残疾转入街道的学生,其中一部分人是在社会上遭受歧视的群体,我也成为其中一员。
街道办事处干部把我们病残学生组织起来一边学习,一边参加义务工作,主要是协助街道和居委会干部,动员没有正式工作的城市居民下乡插队落户。我们深入到每一个被动员对象家中了解情况做好记录,协助做说服动员工作。这是生活在城市底层、经济最困难、地位最低下的群体。他们有的是因为有政治历史问题,有的是因曾经劳改、劳教,有的是因犯错误等原因没有或失去了正式工作,归街道管辖。当年以“备战备荒”、“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动员其全家去农村插队落户,这对于他们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大难临头。
这段时期,命运让我有幸接触到病残学生和下放城镇居民,体验到他们的种种痛苦和无奈。
一九七零年上半年,正当纷纷传说下放农村的知青快要招工回城,留城的病残学生也将要分配工作。正当我们盼望许久,参加工作的愿望即将实现,在已经看到隧道尽头曙光的欢欣鼓舞时刻,紧接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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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任教的小学,突然通知母亲走“五·七道路”到农村插队落户,并且已与父亲任教的中学联系好,父母及全家一起下放农村。此时,我们家除了大妹毛妹去年作为知青,随学校下放湖北随县(现随州市)农村外,父母、因病未下乡的我和大弟毛弟、读小学的小妹和小弟,一共6口人下放湖北枣阳县(现枣阳市)农村。
这下子全家陷入绝望和慌乱之中,父母插队落户虽然当时还保留工资,但是时间长了还能够有工资吗?没有工资,全家以什么为生?以后还能够回武汉吗?当时社会上流传的说法是,全家下放农村,城市户口没有了,住房也没有了,连根拔了,不可能再回城。到农村插队落户的干部、教师不可能一直拿工资。
如果我和毛弟先前随各自学校下放农村尚属于知识青年,以后还有招工的希望。我们现在随父母五·七干校插队落户,是否属于知青,能否招工都不得而知。先下乡的知青到农村已经2年,很快就要招工,我们现在才下乡,即使属于招工对象,招工时也没有份。城里等待分配工作的病残学生也快要安排工作,但我们此刻却要离开城市,两头都落空。没有什么比全家在此时下放农村,对我家的打击更大了。
一个学校第一批去插队落户的教师很少,母亲所在的小学只有两人。这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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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由于担心大弟毛弟跟随全家下放不算知青,不能享有招工资格,母亲托熟人帮忙,将毛弟作为知青下放到毛妹插队的随县。
离开街道时,街道管病残学生的干部为我在街道的表现,写了一份个人评语,对我评价很好,并鼓励我早日加入党组织。当时我想入党对家庭出身要求很严,我是不符合入党条件的,从未想到后来我会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我们全家城市户口被注销,租住的公房被房管所收回,家具装上了货运火车运往农村。
一九七零年五月十三日,下着蒙蒙细雨,父母、小妹、小弟和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在老汉口火车站,在欢送锣鼓声中,奔赴那遥远陌生的湖北省枣阳县梁集区太平岗公社严湾大队六小队插队落户。
别了武汉,生长了二十年的可爱家乡。我在心中向那离我家不远我经常去玩水的长江;向我经常走过的熟悉的楼房街道;向我的母校老师;向我初恋的姑娘告别。
别了汉口一元路德一里2号,我的童年、少年、青年在此度过,令我魂牵梦绕的地方。命运唤我奔向远方,奔向远方,我不相信有一天我的户口能够重新回到武汉,再次成为武汉人。
向东gxd 3-23 15:24 回复 18楼. 16、初恋(1)
在离开家乡奔赴农村的列车上,在为不可知的前途忧虑时,心中还多了一份牵挂,送别时那姑娘身影不时在眼前晃动。我在街道时与一位也是因病留城女孩从相识发展到相恋,她和我是同届初中毕业生,年龄二十岁左右,中等身材,相貌比较漂亮,她留城的病因没有我那么可怕。
有一次我约她晚上到汉口滨江公园会面,俩人漫步走到长江边,在矮树丛的岸坡边坐下来。皎洁的月光下,面对不远处轻轻拍打岸边沙滩的江水,我们膝足谈心。那令人难忘的夜晚,我第一次与姑娘约会,靠得这么近,但我没有勇气碰她。我们相处期间最亲密接触就是这次去江边,跨过土沟时我牵过她的手。正当我们恋情将会朝向我所渴望的亲密方向发展时,我要离开武汉随父母到农村插队落户。
临别时我们交换相片,她到我家来送行。我意识到我和她之间已经结束,除非我能短时间从农村招工回武汉,但这对于家庭出身不好的我是不敢奢望的。尽管当时还未开始招工,但经过上次初中毕业分配,我从不怀疑在升学、招工、参军等人们向往的好事,都会坚定不移执行党的阶级路线,很难有我的份。我只希望当我思念家乡时,她能留给我一个美好回忆,一丝牵挂,我就知足了。
下乡后,我们之间还通过信。我第一次回汉时,她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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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段 余下全文 向东gxd 3-24 21:19 回复 20楼. 17、初恋(2)
2007年我在外地出差,一个陌生电话号码打到我手机,我没有接听,因为打错电话是常有的事,接听冤枉花钱。对方继续打进,我发短信问对方找谁,是否打错电话。对方很快回复,竟然用我四十年前的曾用名,我立即主动打电话给对方,原来是我过去的街坊邻居。在我记忆中,当年她还是一个小女孩,可能十七岁,看上去个子高高的,已是个亭亭玉立、发育成熟的大姑娘。她在电话中提起我已忘记,经她一说,我就想起来的一件往事。
那时买豆制品需要凭票购买,在闲谈时,我说我家豆制品票用完了。她对我说,她家有多余的可以送给我,我说,你是不是真用不完?她说:是的。第二天她就送给我几份豆制品票。这件事搅乱了我平静的心,这些计划供应票证当时很宝贵,如果她对我不好,是舍不得送给我的。我不禁猜想,她会不会对我有意。我又想她还是个小女孩,不要把别人对我友好都当成那回事。再说街坊邻居很多人都知道我因患精神病未下乡,她也应该听说,即使现在不知道,以后也会知道,与她交朋友是不可能的,不要胡思乱想,自寻烦恼。同样是这个可怕疾病让我丧失自信心,将刚刚冒头尚处在萌芽状态的情思掐灭。
这件事情过去快四十年,我已将这事忘掉。她还记得清清楚楚,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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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到达枣阳车站,再由大卡车装着五·七干校属于一个公社的老师和家属子女,分别到达指定的生产队,此后又运来了我家的家具。社员们帮助我们搬运家具,他们用手抚摸着我家用了几十年油漆早已掉光的旧饭桌的桌面啧啧称赞,好光滑呀。我们家在村的另一头,紧挨着两户社员家,住在他们腾出的两间小房屋。生产队长安排父亲、我与青壮年社员一起做农活,母亲与年龄大的妇女做一些较轻松的农事。
刚来时社员的面容在我的眼里怎么都像一个样,分不清年龄大小。我看不出来哪些是老太婆,哪些是中年妇女,哪些是年青姑娘。这也可能与我的近视眼有关吧,但我在城里没有出现这种情况,而且与我们一起下放的其她的干校老师,刚来时也有类似感受。
我早已听下乡的同学说过农村很穷,但穷苦程度仍超过我的想象。几乎家家户户都没有大一点的饭桌、衣柜等木制家具,只有小橙小桌。床是在土砖铺上高梁杆,装粮食(原粮)的柜子也是土砖砌的,靠墙放着锄头、铁锹、木掀等农具和杂物,真可谓家陡四壁。房屋几乎都是土砖砌成的,仅有一家当国家教师的是青砖砌墙的房屋。每到青黄不接时,好多人家就断粮了。
我们家在城里属于一般收入家庭,但在这里,城里下放的五七干校老师是所在小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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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段 向东gxd 3-26 16:38 回复 28楼. 21、招工未政审
一九七一年七月国家建工部102工程指挥部第五团到我们公社招工。文革时许多单位都以部队的编制命名,听说这个单位是搞建筑的非常艰苦,许多知青逃避招工跑回武汉。我想自己家庭出身有问题,只要能参加工作就行。之前我曾主动向公社管知青的干部表示只要有招工我愿意去,这是我第一次鼓起勇气向他们表示这种意愿,过去只是坐在家里为招工干着急。
招工单位人事干部通过公社证实我是团员后(我的团组织关系已转到农村,招工时公社管知青的干部专门问我是否团员),同意我填写招工表,参加招工体检,经体检合格我当上工人。我非常高兴,在农村仅仅待了一年两个月就参加了工作。
我是如何通过招工政审这道关的?
招工后我猜测公社和招工单位没有对我进行外调政审。我是一九七零年五月随父母下放农村,属于五•七干校的家属子女,不算知青不能招工。后来根据新的政策,我也属于知青可以招工。这样在招工开始之前对所有知青进行“外调”时,就不可能包括我。因此组织上还未对我进行“外调”,还未掌握我的家庭出身、社会关系等政审材料。如果当时专门对我进行“外调”,时间上可能已来不及,再加上许多知青都不愿意到这个单位,招工指标不好完成。因此负责招工的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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