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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团长》,一场人性的战争
当我在上篇洋洋洒洒地大谈英雄观、谈“立人”、谈对人本体精神的思考的时候,我实际已经把自己“逼”到了一个死角,因为我不得不去面对接下来必定会遭遇的一个命题,那就是“人性”。因为离开了对人性的思考,所谓“立人”和“尊个性张精神”都是没有根基的。而其实这样的压迫力,也并不是我自己作茧自缚自找的,而是《团长》一直以来就带给我的,感觉上它很象一把刀,一把越来越锋利的刀,它一步步把你逼到绝地,在你逃无可逃、避无所避的境地,一层层地剖析下去,直至生命最本源的问题。
而“人性”实在是一个不容易负担得起的命题,因为这是一个对人类自身最根本问题的追问,也恰恰是我们自己最难搞得懂的问题。千百年来有多少圣哲先贤,试图用他们的理论和体系来解开这个终极性的问题,也留下了众多令人眼花缭乱的理论,但人类却也彷佛越来越迷失了自己,人性异化在这个商品经济的社会,也成了一个越来越难以调和的问题。因此,一直不敢奢谈人性,因为不认为自己负担得起。但是,如果要想真正走入《团长》的世界,“人性”又是一个回避不了的问题,因此,我只能鼓起最大的勇气作一下尝试,并尽可能用自己通俗的语言去阐释一些理论问题,但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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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在《士兵突击》中,为了完成对候选者最后的考评,袁朗曾耗时一个多月,殚精竭虑力图为被考核者营造一个逼近真实的战争环境,因为只有在这样的环境里,人最真实的本性才能被展露无遗。战争是如此极端又特殊的环境,在它面前,人个体的力量并不比蝼蚁来得强。战争又是残酷的,生命如朝露,生与死再也不是终极问题,它就在你的面前,你彷佛时时刻刻都站在一条生死边缘线上,甚至不知道下面一步走出去是坦途还是深渊,在这样一种惨烈到几乎没有选择的境地,和我们平日的生活状态不同,一切温情的面纱都被撕开,一切粉饰的假面再也无法戴下去,于是每一个人在那一个场景里、在这样的一种压迫力之下,以一种近乎赤丨裸的原始状态,将最真实、最本色的人性展现出来。
而《团长》,它的镜头越过了那恢宏的战争画面,却对焦到这样一群人的身上,在这场战争的卷轴中,他们原本极其渺小,渺小到即使付出生命都不会引起他人的重视,很多时候,他们的生命对他们的长官而言彷佛只是个数字。不管最初他们以何种理由走进了这场战争,现实中屡次经受的失败却残酷地告诉他们,个人的意志和力量之微薄、生命之脆弱、保全生存之不易,即便曾经沸腾过的血液,在那一刻早已冷却。栖身在收容所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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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人毕竟不同于其他生命体,人具有自身的能动性。虽然一样通过感观实现对客观世界的反映和认知,但人是唯一综合地具备了储藏经验的记忆、保有和使用象征的潜能(语言是象征的符号)、唤醒经验、并将一切有机地串联起来构成推理的能力,人的能动作用的结果使人比其他生命体更多了一种“求我幸福”的需求。那是在满足存在的基本需求之外的、更多的物质和精神的需求,比如对超越生存所必需的物品的拥有欲、对感情的索取、对被同类所认同的需要等等。“自我保存”和“求我幸福”构成人性的第一层面,我们可以把它称作是一种“自在人性”。自在人性是存在于每个个体身上自然的属性,即使在惨烈的战争环境里,生存条件极度脆弱、生存资源极度匮乏,除了求生之外的其他一些最基本的需求,可以被暂时的压抑,但它们却一直就是存在的。比如情感,对家乡故国的眷恋情怀就一直深深地埋藏在他们的心里。在猪肉白菜炖粉条冒出的氤氲烟雾里,迷龙的那曲终不成调的“松花江上”,还有那双被“迷”得泪水朦胧的眼;当虞啸卿初次出现在收容所,慷慨激昂地发表他的招兵演说时,因为被提到的“川军团”,因为虞啸卿的湖南话,要麻和不辣,一个四川人、一个湖南人,流露出来的、对家乡的那份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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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在人性”的表现就是对“求我保存”和“求我幸福”的一种诉求,但是否人一旦满足了“自在人性”的需要,就一定会感到幸福呢?答案却未必,因为人具有透过感官知觉去认识现象的本质的能力,所以人是唯一发现自己生存问题的生命体,这些生存问题是客观存在的一种矛盾,也是被美国心理学家、哲学家埃里希•弗罗姆称作“生存的两歧”的终极性的问题。比如生和死的两歧,生命的诞生是个偶然,而死亡却是必然,人既降生于世,就有“自我保存”对生存的渴望,但同时他却不得不面对死亡这一最终结局。比如灵与肉的两歧,人是由肉体与心灵组成的实体。一方面,人随时得满足形而下的肉体的需求与冲动;另一方面,“灵”即人的理智,又要求对这种需求与冲动加以一定限制。于是,人不得不在思维、生活过程及自己的感情行为中面对“灵与肉的两歧”。再比如个人化与孤独感之间的两歧,人从母体诞生后不断成长的过程就是“个人化”的过程。这一过程一方面使人的自我力量不断增强并日趋自由;另一方面又切断了他与周围环境缔结的原始纽带,失去了安全感、相互依赖感,滋生了孤独感。正是由于人生存状态中有这些两歧性的、始终无法调和的问题的存在,人会无可避免地滋生某种恐惧、焦虑、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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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感慨于《团长》的主创们们有这样的勇气和智慧去揭示人性中最脆弱的那一面,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任何刻意的粉饰,彷佛就这样把自己溶入了那个背景,在那一刻、直面那一群人在巨大的生存压力之下、自在人性的最自然的种种表现,这一刻他们是凌厉的、是绝决的。但《团长》更让我惊喜和震撼的是,主创们的脚步并没有停留在揭示和还原人性的弱点之上,他们并不是以表达战争对人个体的心灵摧残作为作品的终极目标,他们往前更走了一步。于是,他们表达的人性已经到了第二个层面,一种主观能动之后,对人性固有的弱点自我调整和调节后所表现的人性,是一种“自为人性”;而同时他们也打响了另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人性的战争、人的个体战胜自我弱点的战争。
从理论上看,人之所以和动物不同,是因为人有能动性,人总是在希望和追求着一种超越,超越这些生存的矛盾、超越自身的弱点。于是,在人存在的这个层面上,艺术、文化、宗教、科学就此诞生和发展,它们一方面给人类的“超越”提供一种工具,另一方面也为人“超越”的渴望提供着一种精神层面的寄托。因为超越的目的,人类创造了艺术、文化、宗教、科学,其中也包含了道德观、价值观和世界观;而人类创造的这一切,又影响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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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种光芒在燃烧自身的同时,同样也照亮了他人之路!这种自为人性表现出来的是一种魅力――精神魅力和人格的感召力!在这样的感召下,我们看到龙文章的袍泽兄弟们,自身的怯弱和消极地任命运摆布的情绪正慢慢地消退,自为人性的积极能动性正潜移默化地发生着作用,他们开始有了目标、有了希望、有了可以珍惜的爱、有了值得付出生命的追求。当他们和那群曾让他们在心里觉得自卑的虞师将官们站成一排、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为了故国家园的重新回归、为了中国军人的尊严、为了那些他们爱的、爱他们的、和无数虽然素不相识,但却立誓要捍卫的人们,他们一样地气宇轩昂、一样地英勇无畏!特别是南天门那炼狱般的38天之后,耗尽了所有的弹药、耗尽了所有的体力,在最后的那刻,当他们费尽最后的力气一寸寸地爬动着,向着他们的团长靠拢、向着那颗艰难地举起的手榴弹靠拢时,使他们支撑到底的、对生的强烈眷恋依然埋藏在心底,但他们却又是平静的、安详的、从容的,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做的是应该去做的事,而且他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做到了最好,在这一刻他们不亏不欠,心灵是安宁的!于是,在一群如青铜雕像般凝固的人像面前,我突然就再也无法抑止自己奔流的热泪,为了这一刻静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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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群体利益的满足真的就能湮没战争对每一个个体的伤害吗?英雄主义式的讴歌就能淡化战争本身暴力和残酷吗?战争不是我们虚拟世界的电玩游戏,战争中的每一个人的生命,是如此脆弱又如此凝重,终不是我们以今朝灰飞烟灭、明日卷土重来的游戏心态可以体味的。因此,当康洪雷和兰晓龙站在松山脚下,面对着刻着密密麻麻的阵亡将士姓名的石碑;当他们抬着整箱酒,绕着国殇园含泪祭扫的时候,他们那颗善感的心在那一刻感受到的沉重,使他们面对的再也不是坚硬冰冷的石头和石头上沉默着的一串串符号。他们其实已经把自己溶入了那一群人,那些今天安安静静地躺在这块洒满热血的土地上的人,那些将记忆和余生都平静地锁进这个城市的老人――这个城市,对他们曾经很陌生,但今天却因为承载太多而使他们再也无法转身离去。那是那场战争留给他们,无论是逝去的、还是仍然活着的,那都是一生一世。当我们直面他们的时候,只要我们还存在着一丝丝的悲悯之心和良知,我们就无法纵容自己冷漠地转开我们的视角,无法说服自己漠视他们曾经遭遇和承受的一切。因此,康洪雷和兰晓龙曾为此失声痛哭;因此,对战争宏观地、史诗般的描绘再也不是他们所要展示的主题,真实还原和再现战争中每一个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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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康兰立意以关注个体的视角来表达这场战争时,战争带给我们的就不是豪情而是悲情了。因为真正承受战争的不再是那些抽象的集丨合名词,而是战争中每一个活生生的人,战争的重负最终要落实到个人身上,是个人为之付出的身心创伤和代价,并且这些创伤要伴随终生。康兰所要表达的悲情,不是戏中那位老乡绅一句泛泛的感慨就能涵盖的,因为这太轻;也不仅仅停留在展示承受战争的人,在重压和死亡威胁之下的恐惧、厌战、近乎绝望的疯狂和挣扎。其实,康兰走得更远,本人非常同意《三联生活周刊》中关于极端主义的观点,《团长》对战争悲情的演绎,几乎到了一种绝决的境地。当战争机器一旦开动,个体的力量是如此渺小和脆弱,一群履败的溃兵,既已消耗了所有的狂热和豪情(即使是曾经有过的),恐惧、厌战和绝望又能如何?他们根本就已经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就如孟烦了自揭的伤疤一样,一次次试图逃跑,一次次又被抓回来,这份煎熬,他们根本无法摆脱,直至死亡宿命的降临。于是,他们的存在几乎就是没有坐标的,所有世俗的规则在这里不复存在,除了机械地活下去之外,尊严、理性和德性都已经游离他们而去。我的一位朋友在阅读了我前一篇有关人性的文章之后,评价我说,你还是一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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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绝决地表现战争的悲情,如此凌厉地、不留一点退路地剖析人性,《团长》是中国影视作品中首开先河之作。人类作为地球上主宰一切的高级生命体,其实我们对自己的了解还远远不够。当《团长》将视角对焦战争中一群最底层的士兵,把他们推到极端环境下、承受极端压力,然后再绝决地展示和剖析人性时,那一刻他们所表现出来的懦弱、扭曲、异化其实是人类普世性的反应,也是最真实和自然的反应。只是一直以来我们的视觉、听觉和思想都习惯于接受战争的豪情、接受人性的光辉、接受英雄主义的华彩诗篇,《团长》的这一步似乎迈得有点过大,剖析和拷问的方式又太过狠厉和绝决,超越了我们心理和思想的承受底线。而且传统的讴歌和赞美的思维模式的窠臼,也根深蒂固地制约了很多人的是非观和艺术审美观,因此,他们无法忍受这些灰头土脸的银幕形象肆虐他们的眼睛,也无法接受他们认为应该被讴歌和赞美的对象以这样一种猥琐、彷徨、无助、绝望和失了“魂魄”的形象出现。但是,认识人性原本就是一个如此客观的过程,不因你个人的喜好而可以随意粉饰。对自身弱点的认识,恰恰应该和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同步,坚持这种认识,是人对于自我的一种批判、一种警醒,而不是一味掩耳盗铃式的自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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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洪雷曾说他最不愿意去表现死亡,心底深处的细腻柔软似乎和他昂藏大汉的形象恰构成了一个反差,他的这种感受是不是也是悲悯的一种体现?不管答案与否,在《团长》之中我确实是又一次地领会了康兰式的悲悯。在这样写着的时候,精彩绝伦的南天门之战就再一次浮现在我的脑海里。众所周知,南天门之战是以松山战役为蓝本的,松山战役的胜利是一座中国远征军人的丰碑,其艰苦卓绝、惨烈和悲壮,在时隔了60多年之后的今天,仍然需要我们屏息静气、鼓起绝大的勇气才能回眸正视的。但是兰晓龙在《团长》里,却虚虚实实地对松山战役做了一次解构。虚拟的沙盘演练,表现的是实际的松山战役,电视剧中实际的南天门之战,却又宛如一个虚幻的兰晓龙式的梦想。我不想对兰晓龙创作意图妄加推测,我只是想表述看到这几场戏时,自己真实的感受,因为我真的感受到了一种悲悯,一种对承担战争个体的“人”的一种极大的关爱和悲悯。我已经无法想象松山战役、特别是那些惨烈的数据,50:1的投入兵力,15:1的伤亡比例,对兰晓龙究竟带来了怎样的震撼,以至于他费尽心思地想要在自己的文艺作品里颠覆这样一种战争的方式,以其鬼才般的想象力,设想出了一种“绝户式”的战术。那难道仅仅是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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