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重农抑商政策造就了倾斜的赋税结构
　　健全完善的赋税结构，应是随着农工商各业的发展而设置相应的税种，相互配合，涵盖尽可能多的税源，不使税款有所流失，充分发挥赋税聚财敛财和调节经济的作用。而纵观秦隋两代，工商产业不谓不发达，但工商税收却极其单薄简约，赋税的重心移向田赋（农业税），形成了不协调的赋税比例结构。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山东六国，结束了诸侯割据称霸的局面，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大帝国，开始了中国历史上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秦建国之初，“作制明法”，“治道运用，诸产得宜，皆有法式”，因而巩固了封建中央集权制度。在致力于政治改革的同时，秦又着手于检括户口、清理地籍、整顿田赋制度、强化田赋管理。秦代虽规定“百姓当家则力农工”，“节事以时，诸产繁殖”，即要求农工商诸业共同发展，但统治者的指导思想是“上农除末”，“尊奖兼并”，鼓励封建土地私有制和地主经济的发展。因此，秦代的赋税制度带有明显的“重农抑商”色彩，把组织收入的重心偏向于农业。秦始皇三十一年（公元前216年），颁布法令“使黔首自实田”，即令有地之人自行呈报占田数额和地亩产量，国家据以按亩征税。这就在全国范围内彻底废除了奴隶主土地占有制，以法律形式确立了封建土地私有制，从而也使田赋交纳成为定制。秦代田赋负担率很重，由于大兴土木、对外用兵以及维持庞大的官僚机构，所费巨大，于是便重征百姓，史载征收量达到三分之二，同先秦相比，秦代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出现了“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了纺绩不足衣服；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犹未足以澹其欲”（《汉书·食货志》）的严重局面，到秦二世时，“赋敛力度”，“百姓困穷而主弗收恤”，使社会生产力受到严重摧残。
　　公元581年，北周扬坚乘时而起，代周称帝，重建了统一全中国的隋王朝，结束了西晋以来200多年的分裂局面。隋初，在大力进行政治改革的同时，又开始推行均田、检察户口、整顿地籍，并在此基础上实行租调制。租调制规定，每一丁男、中男皆给永业田和露田，共计120亩。每一受田丁男，年纳粟三石，称为一“床”之租；另纳绢或丝一匹、绵三两、布一端、麻三斤，称为“调”。单丁及仆隶，依丁男所课额减半交纳租调；未受地者，不征租调。均田租调之制，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土地占有的矛盾，调动了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也为隋代财赋丰足提供了来源。据史载，隋初“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贞观政要》），马端临也称“按古今称国计之富者，莫如隋”（《文献通考》），可见财赋丰足为前代所未有。
　　然而，秦隋两代的工商税收却极其简约、单薄。秦代工商税，从目前掌握的史料看，仅征自山泽产品，如盐、铁等，从汉初“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来看，秦代也征过关税，但仅此几种税收，不足以覆盖当时有所发展的工商产业。隋代更是“无（工商）税之国”。盐税历来是封建国家主要的工商税收入，隋初，曾依北周之制，对百姓采自盐池盐井的盐征税，到开皇三年（公元583年），“帝入新宫。……至是罢酒坊、通盐池盐井，与百姓共之，远近大悦。”从此食盐无税，一直到唐开元九年，138年间都无盐税之征，这也是亘古未见的。酒亦如此，隋初曾对酒实行专卖，国家收取垄断利益，在开皇三年食盐免税的同时，又取消酒坊，从此酒也无税。另外，文帝建国后，把矿冶税和入市税予以罢除，于是工商税收趋于绝迹，赋税制度基本上成为单一的土地农业税制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