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法兰西国王路易九世是一个被宗教化了的历史人物，那么杜甫就是被高度文学化了的历史人物，他是文学史中的圣路易。傅璇琮直言杜甫研究的困难在于他“不像有些作家那样，苦于资料太少，而是苦于资料太多”。只不过关于杜甫的大量史料，其实是对他文学地位的繁复注解。如果按照勒高夫的初衷，《圣路易》一书恰恰是要突出个体和个人。有鉴于此，我们不妨尝试摆脱“大历史”的写作模式，以作为微观个体的杜甫为视角，还原他所看到的诸种历史图景。
杜甫的“诗史”之名由来已久。编成于9世纪下半叶的《本事诗》，对于杜甫有如下记载：“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杜甫不是圭恰尔迪尼（Francesco Guicciardini，1483—1540），但他的作品却颇类似于这位文艺复兴时期历史学家的名著《意大利史》（Historia d'Italia），包含了大量对正史的复述和对常识的转述。很多历史事件似乎在杜诗中记载甚详，但稍加溯源就会发现，类似记述在当时的官方档案中早已存在。正如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在批判圭恰尔迪尼时所说，“我们必须广泛搜集和研究在他之前就已经出现的报道和论述”。在这个层面解读杜甫，高明者如钱谦益、仇兆鳌等尚能通过史料比对发微小之覆，不得要领者则只是充当继官方文献、杜甫诗歌之后的第三手事件转述者。
因此，“诗史”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杜甫作为历史参与者，给后世提供了他所独见的原始史料。“诗史”与“诗仙”“诗佛”等称呼一样，被界定的核心都是后一个字，这里的“史”不是历史，而是史官、史家，用今天的话讲，叫“历史记录者”。《公羊传》说：“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抛开经学而论，所见、所闻、所传闻其实是对历史记载的一种分类方法，即历史学界所谓的原始史料和转述史料，其背后则是当前史料批判所谓的撰述意图。威廉·狄尔泰（Wilhelm Dilthey，1833—1911）认为，“一个人对自己的生命加以把握和解释的过程，是在一个由各个阶段组成的漫长的系列之中发生的”，“归根结底，自传可以扩展成为对于历史的某种描绘”。这种描绘虽然是有限的，却足以通过个体与世界的经验关系而充满意义。杜甫以亲历者的身份，用存世的一千五百首诗歌记录了诸多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并成功地将其贯穿于自己的生命历程之中，最终构成了一部狄尔泰眼中标准的自传。借助丰富的个体经验，他的生命史与8世纪中叶的唐朝历史激荡交融，释放出超乎想象的能量。这恐怕才是“诗史”的真正可贵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