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楼. 的同时,每每不忘以“子建文笔壮”或“在汝更用文章为”诸语称道其学术,充分体现出家学礼法在士族中的崇高地位。他用“代北有豪鹰,生子毛尽赤”(《送李校书二十六韵》)夸奖李氏一门,以“我之曾老姑,尔之高祖母”(《送重表侄王砅评事使南海》)梳理与王砅一家的亲缘关系,足见中古士族对于谱系传承与郡望姻亲的矜耀重视。至于他早年“立登要路津”的自我期许,“致君尧舜上”(《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政治理想,献赋获得出身后“家声庶已存”(《奉留赠集贤院崔于二学士》)的如释重负,以及困居夔州仍然看重的“画省香炉违伏枕”(《秋兴八首·其二》),则是其仕宦追求的真实写照。凡此种种,反映了杜甫身上的士族属性,这方面的研究已经相当细致。
不过,无论是整体探讨还是个案分析,对中古士族的研究大体不出家族范畴。但社会终归是由一个个细致而微的家庭构成。
诚然,士族推崇郡望,重视姻亲,但这些伦理与亲缘因素,其实是建立在家庭经济之上的。历史学者们借鉴了韦伯(Max Weber)的三位一体分层理论,从中古士族社会中析出了身份、财富、权力三种要素,在陈寅恪归纳的士族属性中引入了经济维度,使我们对中古社会的认识进一步深入。杜家在6—8世纪的迁徙路线,可梳理为“襄阳—怀州—洛阳巩县—洛阳偃师—长安杜陵”。伴随着这一过程,杜家的居住地实际上在不断优化,由汉水流域迁往黄河两岸,一步步接近洛阳,最终向西在长安扎根。这是一个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不断趋利的家族迁徙过程。“京兆杜氏”的自我介绍,流露出杜家对京师居民身份的矜耀与重视,只不过这种心态披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郡望外衣。
不止郡望,士族的诸多属性都随着经济维度的引入而呈现出更为深刻的意义,反映在学术旨趣上,是士族研究由家族视角转向了家庭视角。中古时期士族门阀之强势,很容易使研究者忽略具体的家庭在生计、生产、伦理、交游等诸多方面的表现,而对于任何一个历史人物而言,家庭才是他社会活动的根本立足点。令人欣喜的是,近年来中古家庭史的研究逐渐受到重视,对唐代家庭结构、婚姻制度、夫妻关系、女性角色、家庭财产构成、市井生活与民间信仰等问题的研究,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深入。以往掩盖在郡望大族之下的士族家庭,逐渐显露出真容。套用托尔斯泰的名言,可以说,士家大族的情况总体类似,具体的家庭却各自不同。
当然,如果要从这些风貌各异的万千家庭中找出共性,那么最为典型的,恐怕就是唐人家庭表现出的二元式复合型特征,可分为“同财共活”和“同籍别居”两类。出于赋税、道德等现实考虑,唐朝国家并不鼓励过度的分家析户。然而,随着核心家庭的代际演进,分家析产势所难免。官方的倡导与民间的实情存在巨大偏差。无论士族高门还是平民百姓,唐朝的每个家庭其实都面临这样一种矛盾。
对于杜甫来说,他的家庭同样经历了这一过程。杜甫的祖父杜审言先后婚配薛氏和卢氏,杜甫的父亲杜闲则先后婚配崔氏和卢氏。杜审言初婚薛氏共生六个子女,续娶卢氏只生了三个子女;而杜闲初婚崔氏仅生有杜甫一人,续娶卢氏则生下了五个子女。在杜甫中年以前,杜家维持着杜审言以下的大家庭,薛氏所生子女人数多、年龄大,在家族事务中占有优势。杜闲去世后,杜甫承担起大家长的角色,在首阳山下筑室卜居、二姑母议谥、继祖母庭院营造假山、薛卢二氏与杜审言合葬格局等重大事件中,表现出决定性的话语权。继祖母卢氏死后,杜审言一代的大家庭事实上趋于分离,杜甫后半生更多经营的,其实是杜闲一代的家庭。
因此,当我们摆脱郡望等士族研究的束缚,将杜家的百年变迁析分为一个接一个的核心家庭时,会发现很多问题都浮现出进一步解决的可能性。杜家的代际传递、家产析分、内部张力、女性形象,都在这种视角转换中变得清晰而立体。这些问题不能说迎刃而解,但至少不再遮遮掩掩。
宇暧微霄 2-19 08:49 回复 3楼. 三、杜家与文学派
历经武周前期的酷吏政治,高宗朝旧臣以及李唐宗室被清洗殆尽。以圣历年间下诏纂修《三教珠英》为标志,武则天开始了大规模的修书工作,与此相伴随的,是科举选人的进一步普及。修书与科举,成为武周后期巩固统治的两个重要手段,孕育出了一批后来在玄宗朝政治舞台上大有作为的文学之士。武周政治与文学的这条历史脉络,早在唐后期便为当时人所清晰感知。20世纪40年代,陈寅恪在系统梳理唐代政治史时,明确指出了武则天对文学的推动作用,认为“自武则天专政破格用人后,外廷之显贵多为以文学特见拔擢之人。而玄宗御宇,开元为极盛之世,其名臣大抵为武后所奖用者”。基于陈寅恪的论断,汪篯随后提出了唐玄宗朝的文学与吏治之争假说。在汪篯看来,姚崇与张说分别沿袭了武周时代的吏治与文学两种政治理念,两者的分歧逐渐演变为集团间的斗争。这一分析模式看似简单,实则具有很强的适用性,至今对于唐中期政治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杜甫的祖父杜审言正是8世纪初文学派的一员。
当然,“文学—吏治”只是一个历史分析模型,文学派内部其实暗流涌动,各有不同。最为显著的分歧,在于武周末年文学派人士对于“二张”集团的不同态度。晚年的武则天刻意培植了以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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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段 余下全文 宇暧微霄 2-19 08:49 回复 4楼. 四、普遍的历史与独特的生命史:“诗史”的双重意义
与汗牛充栋的笺校著作相比,现代史学意义上的杜甫传记不算太多。1952年,洪业出版了专著《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Tu Fu: China's Greatest Poet),对杜甫一生做出系统的叙述与考证。书分两册,上册为传记正文,下册为注释附录。同一年,冯至也出版了《杜甫传》,篇幅小于洪氏作品,但在国内影响甚久。1971年,郭沫若出版了他最后一部专著《李白与杜甫》,虽为专论,实则涵盖了杜甫一生,从史学角度提出很多新见解。1982年和1988年,陈贻焮先后出版了《杜甫评传》上卷和中、下卷,篇幅上远超洪、冯二人著作,在史实考证与诗篇分析上都很细致。1993年,莫砺锋出版了《杜甫评传》,史证较少,重文艺批评与评价。上述传记使我们对于杜甫个人经历与时代背景的理解,较传统的年谱更为深入和立体
不过,已有的杜甫传记在关注重点和谋篇布局上,仍然带有很强的年谱印记。与一般历史人物的传记相比,杜甫的少年和青年时代尤其显得空白。着墨最多的部分,大致是在杜甫中年以后。此外,安史之乱在杜甫生命历程中被赋予了过多的历史意义。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与杜甫遗留下来的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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