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楼. 易之、张昌宗为代表的内宠力量,而其㩴取政治权力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笼络文学之士编修类书。杜审言的故交李峤、崔融、宋之问等人,都在纂修《三教珠英》的过程中卷入“二张”集团,杜审言本人更是在吉州之案平息后,受到张昌宗和崔融的特殊关照,进入麟台(秘书省)供职。相较而言,张说、徐坚等人虽然身为修书主力,但在政治上与“二张”保持了距离,甚至一度受到张氏兄弟的打压排挤。神龙政变后,“二张”集团受到打击,张说等人则得到重用。这一历史渊源深刻塑造了杜家后来在政治和人事上的立场和态度。
晚年的杜审言先后在麟台、尚书省、国子监任职,又在人生最后一年跻身于恢复建置后的首批修文馆学士之列。在这五六年时光中,杜审言除了保持与崔融等老友的交往,还结识了李邕、崔尚、王翰等文学后进,并对他们多有提携。在修文馆膺任学士的半年间,他与宋之问、武平一等人的交谊进一步深化。在杜审言死后,这些交情成为杜闲一辈宝贵的人脉资源。杜甫有关幼年“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壮游》)等颇自矜耀的记忆,都是对这段家族往事的文学化转述,背后的真正主角其实是他的父亲杜闲。
需要指出的是,杜家的人际往来范畴并不止于当初杜审言的同事,复杂交错的姻亲关系也是一个关键的人事来源。举例而言,广义上的杜氏家族中,有姑侄两代女性先后嫁给了河东裴氏,即裴自强之妻老裴杜氏与裴荣期之妻小裴杜氏。裴荣期与杜闲年纪相仿而略长,最后两人都做到了五品以上的高层文官。杜甫出生后曾被送往裴家养育,小裴杜氏死后,他受裴荣期嘱托撰写墓志,可以看出两家关系之密切。又如,杜闲原配崔氏,其姊嫁与荥阳郑氏。这层姨亲关系,对杜闲和杜甫的人际往来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郑宏之、郑遵意等人是关系直接的亲戚,而郑虔、郑审等则是借助这层关系发展出的交情。此外,杜甫一生中屡屡提及的诸位崔姓舅氏,以及王砅、狄博济等疏属亲戚,这些或近或远的姻亲,在杜家几代人的交往中均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无论同僚抑或姻亲,杜家的交往对象都与8世纪前期的文学派存在不同程度的联系。如果仔细观察,甚至会发现这些人大部分的仕宦经历都与秘书省、国子监等文学机构存在交集。仕宦中的同僚、诗文层面的友朋,再加上盘根错节的师生姻亲关系,决定了这个圈层必然庞大而臃肿,而目前被揭示和证实的,恐怕只能算是杜家与文学派交往中的冰山一角。
举例而言,李邕与杜家之所以称为世交,看上去主要是因为李邕早年在麟台读书,从而与杜审言有了最初的交集。然而实际上,李邕的父亲李善是高宗朝的《文选》大家,后来的文学派领袖马怀素早年便曾随其受业。杜审言年少成名,早入仕途,两家是否还有更早的渊源,杜家与马怀素等人是否存在交游,都是值得深思的。
又如,严武小杜甫十四岁,但二人堪称至交,在杜甫“结交皆老成”的交际圈中,绝对属于异类。一个世所熟知的传说,是杜甫曾在酒后直呼严挺之的名字,而严武则回敬以直呼杜审言之名。这则逸闻存在很大的演绎成分,却透露出杜、严两家非比寻常的世交。尽管目前的史料尚无法就两家的密切关系给出令人满意的解答,但我们至少知道,严挺之于武周末年进士及第,或曾受过杜审言奖掖,而严武生母裴氏与杜甫的二姑父同姓,这些线索提示我们,严、杜两家其实有着基于共同仕宦和宗族的深厚关系。
再如,杜甫对于玄宗朝文学派领袖张九龄推崇备至,然而张九龄长期供职于中书省,与杜家直接交往的可能性并不大。但如果将视野稍作扩展,会发现杜甫的好友高适,其父高从文位终韶州长史,而张九龄正是韶州曲江人,自曾祖以来为当地土著。曲江县是韶州的郭下县(州治所在),高从文于韶州履职时,很可能与张氏家族产生过交集。高适年过四十仍困顿于宋州,而张九龄之弟张九皋任睢阳(宋州)太守后便着意推荐了高适,其间因由不言自明。杜甫对于张九龄的认知,很大程度上其实受到高适的影响。诸如此类,不一而足,都表明杜家与文学派之间存在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
安史之乱以后,玄宗朝的文学派产生了一种对个体生命史与国家发展史的普遍内省趋势。这种反思,体现在对个体与时代关系的思考上,是感叹今昔变迁诗作的涌现,比如“寂寞天宝后”(《无家别》)、“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秋兴八首·其一》),以及“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江南逢李龟年》);体现在学术上,则是尝试对有唐以来文学发展作初步总结。杜甫回忆天宝四载历下之会时,以李邕之口道出了从杨炯到张说的文学发展史,但这更像是杜甫自己的看法,至少是他对李邕此论的肯定与发展。一面是个体与时代的剧变,一面是文学风潮的变迁,两种因素杂糅,形成了肃、代两朝文士特有的政治情结,即对于“中兴”孜孜不倦的追求。可以说,自武周以来形成的文学派,并未随着安史之乱烟消云散,而是不断地自我调整。把杜家放回他本应属于的文学派,不仅有利于我们对杜甫做出更为客观的理解,也使杜家的代际演进,在长时段的唐代历史中得以找到准确定位。
宇暧微霄 2-19 08:49 回复 4楼. 四、普遍的历史与独特的生命史:“诗史”的双重意义
与汗牛充栋的笺校著作相比,现代史学意义上的杜甫传记不算太多。1952年,洪业出版了专著《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Tu Fu: China's Greatest Poet),对杜甫一生做出系统的叙述与考证。书分两册,上册为传记正文,下册为注释附录。同一年,冯至也出版了《杜甫传》,篇幅小于洪氏作品,但在国内影响甚久。1971年,郭沫若出版了他最后一部专著《李白与杜甫》,虽为专论,实则涵盖了杜甫一生,从史学角度提出很多新见解。1982年和1988年,陈贻焮先后出版了《杜甫评传》上卷和中、下卷,篇幅上远超洪、冯二人著作,在史实考证与诗篇分析上都很细致。1993年,莫砺锋出版了《杜甫评传》,史证较少,重文艺批评与评价。上述传记使我们对于杜甫个人经历与时代背景的理解,较传统的年谱更为深入和立体
不过,已有的杜甫传记在关注重点和谋篇布局上,仍然带有很强的年谱印记。与一般历史人物的传记相比,杜甫的少年和青年时代尤其显得空白。着墨最多的部分,大致是在杜甫中年以后。此外,安史之乱在杜甫生命历程中被赋予了过多的历史意义。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与杜甫遗留下来的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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