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楼. 如果说法兰西国王路易九世是一个被宗教化了的历史人物,那么杜甫就是被高度文学化了的历史人物,他是文学史中的圣路易。傅璇琮直言杜甫研究的困难在于他“不像有些作家那样,苦于资料太少,而是苦于资料太多”。只不过关于杜甫的大量史料,其实是对他文学地位的繁复注解。如果按照勒高夫的初衷,《圣路易》一书恰恰是要突出个体和个人。有鉴于此,我们不妨尝试摆脱“大历史”的写作模式,以作为微观个体的杜甫为视角,还原他所看到的诸种历史图景。
杜甫的“诗史”之名由来已久。编成于9世纪下半叶的《本事诗》,对于杜甫有如下记载:“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杜甫不是圭恰尔迪尼(Francesco Guicciardini,1483—1540),但他的作品却颇类似于这位文艺复兴时期历史学家的名著《意大利史》(Historia d'Italia),包含了大量对正史的复述和对常识的转述。很多历史事件似乎在杜诗中记载甚详,但稍加溯源就会发现,类似记述在当时的官方档案中早已存在。正如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在批判圭恰尔迪尼时所说,“我们必须广泛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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