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临淄》故事：
临淄县某大户家的女儿，是监生李生的妻子。还没出嫁时，有个算命的说她将来必受官刑。大户很生气，嗤笑道：“怎能如此胡说！首先，大户人家的女儿不可能犯法而需要去公堂；再说，凭着一个监生难道还不能保护自己的妻子吗？”
女儿出嫁后，非常凶悍，打骂丈夫以为常。李生忍受不了虐待，告到官府。邵知县准了他的诉状，立刻发签拘捕。大户听说后，十分震惊，带着儿子们赶到县衙，请求销案。邵知县不准。李生也后悔了，也去请求撤诉。邵知县大怒：“官府办案，岂能由你？想告就告，想撤就撤？一定要抓来审问！”李妻被带到公堂，邵知县刚问了一两句话，便说：“果然是个悍妇！”当堂打了她三十杖，屁股被打得皮开肉绽。
1、悍妇被打了三十杖，还是三十板？
原文悍妇被“杖责三十”。许多书翻译成“打了她三十大板”，是不对的。杖和板是不同的刑具，责罚程度也不同，和杖相比，板要重得多。
明清时期的刑罚分为五类，由轻至重分别为：笞、杖、徒、流、死。严格讲，没有板。
笞刑和杖刑都是用荆条打屁股，笞刑用的荆条比较细，杖刑用的荆条粗一点。两种刑罚又各分为五等。
笞刑分为：十笞、二十笞、三十笞、四十笞、五十笞；
杖刑分为：六十杖、七十杖、八十杖、九十杖、一百杖。
杖长三尺五寸（约1.17米），一头粗一头细，粗头径三分二厘，细头径二分二厘，就像根柱杖。手持粗头，用细头打人。笞的长度和杖一样，但整个比杖细了一圈。笞和杖都有官方模板，各衙门不得私自改变尺寸。另外，行刑的衙役只能一个人一打到底，中途不能换人。
严格按照法律，是没有板的。但是，实际执行时，笞杖刑罚一打就是好几十下，甚至上百下，中间还不能换人，这样打起来也太无聊了。于是，从明朝开始，各衙门约定俗成，都引入了板这种刑具，用板代替笞杖，打一下顶两下。朝廷也默许这种做法。但是，由于是各衙门各行其是，板子的长短大小没有统一的标准，并且这种做法也没有法律依据。
清朝继承了明朝的刑罚，也保留了用板代替笞杖的做法。但对法律进行了完善，对板代替笞杖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清朝法律规定，笞可用小板代替，杖可用大板代替，每笞杖十下折为四板，用去零法取为五的整数。如：
笞十下，可改为打四板，这时不取整；
笞二十下，理应打八板，去零取五，实打五板；
笞三十下，理应打十二板，去零取整，实打十板；
笞四十，折为十五板；
笞五十，折为二十板。
杖刑也同样折算。
可见，清朝比明朝打得少，算是开恩了。
清朝还对板子的形制进行了规定。板用竹制，大、小竹板一样长，都是五尺五寸（约1.65米）。大竹板，大头宽二寸，小头宽一寸五分，重量不得超过二斤；小竹板，大头宽一寸五分，小头宽一寸，重量不得超过一斤半。
另外，还有一种杖，叫讯杖。当罪犯不招供，需要拷问时动用的刑具。这种杖很粗，用荆木制作，就是根棍子。也有拷问时用的板子，板子也是又大又重。但这些都不属于处罚用的刑具。2、按照法律，悍妇到底该不该挨打，该打多少？
悍妇到底对丈夫干了什么？不同版本说法不一样。
手稿本和康熙本该篇缺失。
《异史》本和二十四卷本为“捶骂夫婿以为常”，就是连打带骂。
铸本为“摇骂”，不知所云。
青柯亭本和黄本为“指骂”，应是用手指着骂，但是没有打。
这个词很重要，区别的关键在于有没有打。
明清法律，都有妻妾打骂丈夫的明文规定。
妾卑贱，妾骂丈夫和妾骂正妻一样，都是杖八十。必须被骂者亲自告状才会受理。
正妻骂丈夫，应予饶恕，不受惩罚。也就是说虽然不能骂，但是骂了也没事。
当然，丈夫骂妻妾就更加没问题了。
如果是妻妾打丈夫，那就不行了。
正妻打丈夫，没打伤，杖一百，亲告才理。如果打伤了，那就更厉害了。如果打成重伤，绞。
妾打丈夫或正妻，比正妻打丈夫，罪加一等，也是亲告才理。如：只要是打了，虽然没打伤，先杖六十，再徒刑一年。
丈夫打妻妾，只要没有伤残就没事。打正妻至伤残以上，比打外人罪减二等。打妾至伤残以上比打正妻再减二等。都是被打者亲告才理。所谓伤残，有轻有重，量刑也不同，最轻的伤残是打掉一颗牙。
正妻打妾，与丈夫打正妻相同。
《邵临淄》中的悍妇到底该不该挨打，关键是她有没有打李生。如果她只是骂，没有打，他就不该挨打。
实际上她是挨打了，反向证明她打了李生。从而说明《异史》本和二十四卷本中的“捶骂”是正确的，其他版本都不对。
那么，悍妇应该被打多少下呢？按照明清的法律，她应该被杖责一百，而实际上她只被杖责了三十。为什么她少挨了七十杖，不得而知。分析原因有两个可能：
一是李生求情，悍妇告饶，知县量情少打了七十。这本来就是个亲告才理的案件，人家李生还曾来要求撤案，原本就是可理可不理，知县硬是要理，此时少打七十，也是合情合理。
二是李生拿钱买赎，赎免了一部分杖责。明清法律是有赎免这种规定的。如果是诰命夫人或者是官员正妻，所有杖笞都可纳赎。至于平头百姓的妻子，根据不同罪行，有的也可纳赎，或纳赎一部分。
如果真是纳赎，免责七十杖，要交多少钱呢？明朝是铜钱四贯二百文，清朝是白银三两五钱。3、悍妇是穿着衣服受杖还是脱了衣服受杖？
明朝开始，笞杖都是打屁股（以前是打脊背）。
对于男性犯人，只要是罪犯，全都是脱了裤子打光腚。
虽是男性，但不是罪犯，则允许穿着衣服。如官员犯错，役吏失职，老百姓欠税，这些情况，都可穿衣受责。不过，有些穷人，因珍惜自己的衣服，怕打坏衣服，宁肯脱了衣服受责，这又当别论。
对于女性犯人，分为两种情况。
如果是因奸犯罪，则去衣受刑。其他所有非奸犯罪，全都是单衣受刑。
其实，古代的官员，对于女犯，还都是很体谅的。
对于犯奸罪的女犯，按律应该去衣受刑，古代是没有裤头的，去衣就成了光屁股。许多女犯，预计自己会挨打，就事先缝制一个贴身短裤（或许裤头就是她们发明的），只露出腿来，不行你就打腿，这样挨打的时候不至于被看到不该看的地方。这种贴身短裤算不算衣服，没有明文规定。除非极其变态的个别官员，一般官员都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会再去扒掉人家的裤头。但也有女犯没有经验，事先没有准备，官员也没办法，只能被看个乱七八糟。
对于非奸罪女犯，按律单衣受刑。其实也没有官员去验证你穿了几层衣服，只是掀起裙幅，就那么打了。
因此，《邵临淄》中的悍妇，应该是穿着衣服挨打。就像图咏插图中画的那样，掀起裙幅直接杖责。- 我不要共挽鹿车: 好有趣啊！
清末开始，一些人为博人眼球，喜欢拿古代女犯受刑做文章。似乎只要是女犯受刑，就一定会受到各种五花八门的性羞辱。把个别变态官员的做法，当成普遍的执法常态。其实，在古代，妇女只要一到法庭抛头露面，就已经是非常羞辱的事了。如果再受刑罚，那就更是一辈子抬不起头了。如果再遇到个别官员的变态执法，被性羞辱，那还不如被判死刑呢。
还有人编造出专门摧残妇女的“木驴”，让女犯骑在上面，说是里面有机关，在下面不断捅女犯下体。其实，从古至今，历朝历代，都没有这么个东西，纯粹是意淫杜撰。
最早编造这种木驴的是清朝末年的《狄公案》，还说是狄仁杰发明的刑具。
古代确实有一种叫“木驴”的刑具，但却不是专门用来对付妇女的，而是男犯女犯都用。就是一个十字架，把犯人绑在上面，只用于凌迟处死犯人。
木驴的样式就像耶稣教的十字架。耶稣教刚传入中国的时候，他们那个十字架，中国人不懂，还曾奇怪，为什么家家都有个十驴子？邵临淄的原型——邵嗣尧，是个很好的大清官。
以下《清史稿·列传·循吏》：
邵嗣尧，字子昆，山西猗氏人。康熙九年进士，授山东临淄知县。有惠政，以忧去。十九年，服阕，补直隶柏乡。兴水利，减火耗，禁差扰，民安之。县人大学士魏裔介为嗣尧会试座主，家人犯法，严治之，不少贷。又有旗丁毒殴子钱家，入县庭，势汹汹。嗣尧不稍屈，系之狱，移文都统讯主者，主者不敢承，具论如法。值岁饥，或言勒积粟家出粟，嗣尧曰：“人惟不积粟，故岁饥则束手，吾方蕲令积粟家获厚利，何勒为？”已而蠲粟者众，岁不为灾。有言开滏阳河通舟楫者，巡抚于成龙使嗣尧往相度，嗣尧力持不可，谓：“此河旱潦不常，未可通舟楫。即或能通，恐舟楫之利归商贾，挑濬之害归穷民矣。”事遂寝。
盗杀人於县界，立捕至，置之法。或毁於上官，以酷刑夺职。尚书魏象枢奉命巡视畿辅，民为申诉，事得白。于成龙复荐之，补清苑。嗣尧益感奋自励，屡断疑狱，人以包孝肃比之。二十九年，尚书王骘荐嗣尧清廉慈惠，行取，擢御史。三十年，出为直隶守道，持躬清介，苞苴杜绝。遇事霆发机激，势要惮之。所属州县，肃然奉法。
三十三年，江南学政缺，圣祖谕曰：“学政关系人材，朕观陆陇其、邵嗣尧操守学问俱优，若以补授，必能秉公校士，革除积弊。”时陇其已卒，遂命嗣尧以参议督学江南。既莅事，虚衷衡校，论文宗尚简质，著四书讲义，传示学者。甫试三郡，以积劳遘疾卒。身无长物，同官敛赀致赙乃得归葬。士民思之，为立祠肖像以祀焉。
金面佛苗人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