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我系我》时代（1974–1983）　　(A) 本土意识的形成　　1. 中国政经环境　　2. 庶民精神崛起　　(B) 普及文化开风气　　1. 战战兢兢　　(a) AABA 曲式　　(b) 中西合璧声音　　(c) 歌词手法传统　　2. 按谱填词　　(a) 先曲后词　　(b) 歌词叶韵　　(C) 大众传媒同发力　　1. DJ 文化　　(a) 青春交响曲　　(b) DJ 变歌星　　2. 电视文化　　(a) 长篇电视剧　　(b) 综艺节目　　(c) 名曲金榜　　(d) 新秀比赛　　3. 电影文化　　4. 音乐会文化　　(D) 剖析许冠杰　　1. 许冠杰之歌　　(a) 旋律悦耳，易唱易记　　(b) 通俗歌词，瑕不掩瑜　　(c) 歌声一般，咬字－流　　(d) 制作精致，态度认真　　2. 许冠杰其人　　(a) 传奇神话，绝无刻意　　(b) 乐坛功臣，少人能及

　(E) 因缘际会好条件　　1. 科技新发明　　(a) Stereo立体声　　(b) Hi-Fi与Walkman　　2. 版权立法与执法　　(a) C.A.S.H.　　(b) I.F.P.I.　　(F) 音乐界百家争鸣　　1.「垄断」现象　　(a) 日曲粤词潮　　(b) 乐人新一代　　(c) 现代感词风　　2. 百花齐放　　(a) 新派电影歌曲　　(b) 台湾校园民歌　　(c) 乐坛缤纷灿烂　　(G) 确立文化新位置　　1. 文化身份　　2. 提高水平　　(a) 旋律创作　　(b) 歌词内容　　3. 广泛报导　　4. 全球销售　　(a) 新、马、泰、台　　(b) 欧、美、加、澳　　(c) 中国大陆　　(H) 结 语　　

第五章：《滔滔两AN潮》时代（1984-1997）　　(A) 多元化发展　　1. 偶像崇拜与卡拉OK　　2. 大量生产与青黄不接　　3. 分众社会与大众共识　　4. 滔滔两AN潮 和 我的中国心　　(B) 七九、八四、六（3+1）的历史影响　　(C) 八八、九五——两个运动　　1. 中文歌运动　　2. 原创歌运动　　(D) 九七的转折　　1. 九七前的兴旺　　(a) 经济繁荣，消费高涨　　(b) 天王天后，歌神校长　　2. 九七后的衰败　　(a) 两AN开放，各有主张　　(b) 行业短视，翻版猖狂　　(c) 科技发达，水平低降　　(d) 社会老化，歌迷年轻　　(e) 别人文化，港曲无光　　(f) 注重包装，不务正业　　(g) 产品单一，乏善足陈　　(E) 结 语

第六章：结 论　　(A) 一代一声音　　(B) 普通话市场

附 录：　　(A) 歌 谱　　1.骑马到松江　　2.桃李争春　　3.小小洞房　　4.第二春　　5.新奇洗衣粉　　6.喼士顿香烟　　7.不了情　　8.郊 道　　9.一水隔天涯　　10.一寸相思一寸泪　　11.太太是人家的好　　12.啼笑姻缘　　13.A-A-B-A 曲式　　14.教我如何不想她　　15.今天不回家　　16.鬼马双星　　17.家 变　　18.强 人　　19.我的中国心　　20.哥仔靓　　21.飞哥跌落炕渠　　(B) 主要参考书目–中文　　(C) 主要参考书目–英文　　(D) 主要参考书目–日文　　(E) 主要参考歌集　　(F) 主要参考唱片

（B）定义　　　　　　1.“流行”的定义　　　　　　英国社会学家威廉士（Raymond Williams）认为“流行”（popular）一词，至少有四个通行意义：第一，泛指大多数人喜欢的事物。第二，指不在“精英”或“高尚文化”之列，质素比较低下，价值不高的东西。第三意思，是故意赢取大众欢心；有“哗众取宠”味道。最后的意思，是大众为自己个人所做的事(3)。本文作者认为，用这四个意思来看“流行音乐”，的确非常适合。连“哗众取宠”也适合之至。因流行音乐正是想吸引大众，时常刻意哗闹一番，来唤起注意的。　　

（E）分期问题　　　　　　本研究把香港流行曲的发展，按其情况，分为：　　　　　　(1)《夜来香》时代（1949-1959）　　　　(2)《不了情》与《绿岛小夜曲》时代（1960-1973）　　　　(3)《我系我》时代（1974-1983）　　　　(4)《滔滔两AN潮》时代（1984-1997）　　

每段时期，长短不一。第一分期由1949年“中国”成立，大批上海音乐人南下香港定居开始，一直经过国语时代曲在香港生根，逐渐“港化”，到“ 邵氏兄弟”电影公司在港设厂，掀起“黄梅调”与“港式时代曲”之前止。称之为《夜来香》，有“夜上海”来到香港的含义。第二期由1960年到1973，是 “港式时代曲”兴起，与台湾时代曲后来在港流行的一段时期，“港式时代曲”的最佳代表，是王福龄谱陶秦词的《不了情》。而《绿岛小夜曲》是周蓝萍名作。此曲香港曾改成粤语《友谊之光》，人人会唱，但在台湾，却多年成为JIN歌。这也反映了香港歌曲后来流行台湾的一种微妙背景。第三段分期，由1974年顾嘉辉曲、叶绍德词、仙杜拉唱的《啼笑姻缘》面世开始，到1983年，红磡的“香港体育馆”落成，令“演唱会文化”兴起，促成本港粤语流行曲进入空前旺盛阶段之前止。称之为《我系我》，因为香港本土意识，在这时期确立，所以摘用《问我》一句结语歌词，以名这个香港流行曲找到自己声音的年代。第四时期，1984年开始，中国开放，香港歌在中央台“春节晚会”出现，“红馆”建成，香港变成海峡两岸最能自由表达的华人普及文化重镇，港产流行曲开始传遍海外，连最不可想象的“非粤语地区”，也有人学唱香港的粤语歌曲。然后，两岸潮来潮去，香港音乐工业由盛而衰，内忧外患，令港歌光芒黯哑。而恰好这由高而低的转捩，正在 1997年，真是适逢其会的巧合。《滔滔两岸潮》是香港流行曲《笑傲江湖》的一句，正好描述了这时代的波涛澎湃，令人身不由己。　　　　　　踏入1998年，香港流行曲市场，更形萎缩，唱片行业完全改变运作方式，但已不是本研究范围之内。　　

（F）浅论“法兰克福学派”　　　　　　研究普及文化而涉及流行音乐，不可不从“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 School）开始。该派领袖人物阿当诺（Theodor W.Adorno）1941年的一篇《论流行音乐》（“On Popular Music”）(10)，时至今天，已经过了六十余年，但每册文化研究或流行音乐研究的学术论著，都仍然不得不一提这位普及文化研究先行者的鸿文，显见其影响之深。所以在本研究开始之初，就有一谈的必要。虽然，正如香港文化研究学者梁秉钧（也斯）所说：　　　　　　“面对香港这样复杂的文化现象，运用西方流行文化的评论方法，既可能有帮助，亦会有差隔。不管是班哲明对复制科技带来进步的乐观，或是亚当诺对现代主义艺术难以被消费的寄望，或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的整体批评，移用到香港的脉胳来，恐怕都未能完全通用。”(11)

可是，“他山之石，可以攻错”，如果我们吸收了这个又称为“批评学派”（critical school）的论据和其批评者的论点，再配合香港资料如香港流行曲创作及制作过程，与此地社会文化特色，未尝不可整理出一些比较客观而且合理的正确观念来。这样，总比一下子完全否定流行文化的价值，来得公正阿当诺和他的同路人如马高士（Herbert Marcuse）等对古典音乐及文学有极高评价，但对普及文化的流行音乐，就态度悲观。阿当诺和霍克海默（Max Harkheimer）认为，制作普及文化的“文化工业”（Culture Industry），只追求利润；因此利用流水作业的生产模式，大量生产，令文化再无自主（loss of autonomy）。大众以为生活丰盛，其实却由“假意识”（false consciousness）操纵。他们的论点，以“精英主义”（elitism）为立场，导致了英美学人的不满。

944年，拉沙非诸人（Lazarfeld, Berelson及Gardet）已有《众人之选》（“The People’s Choice”），扭转“法兰克福学派”看法。拉沙非在1955年再进一步，发表《个人影响》（“Personal Influence”）一书。综合两书论调，就是大众并非孤立无援个体，他们接收信息，有各种不同的“意见领袖”（opinion leaders）作为讯息过滤与缓冲，不致于全无选择的接受大众文化传播或宣扬的讯息。到70年代，又有传播学者，贺尔（Stuart Hall）领导的“伯明翰学派”（Birmingham School）的崛兴。他们认为资本家，即使拥有传媒，亦未必可以直接影响普及文化的内容。他们觉得受众（audience）不一定成为意识形态的奴隶。

普及文化，基本上是意识形态的战地（site of ideological struggle）社会各阶层，都争相把自己的意识，灌注其中，所以主流意识（dominant ideology），未必会为群众信服(12)。

第 二 章　　《 夜 来 香 》 时 代　　（1949 - 1959）　　　　　　（A）一九四九年的香港　　　　一九四九年的香港，人口大约一百八十万左右(1)。绝大部份是广东人，俗称“广府话”的粤省方言，是他们的日常用语，也是大多数人懂得的唯一语言。因此，那时候在香港流行的音乐，是俗称“大戏”的传统粤剧和粤曲。

　香港向来是传统的粤剧重镇，一直和广州分庭抗礼(2)。既是戏班的集散地，也是红伶聚居的地方(3)。因此，香港人对粤剧与粤曲的喜爱，根源深远。连后来的粤语流行曲，也免不了受到影响。不过，在中国，上海制作的国语时代曲透过唱片发行和各地广播电台的传播，几乎无处不在。香港也自然跟着大潮流。所以即使多数香港居民听不懂国语，“香港电台”播出的国语时代曲，仍然不时入耳(4)。

　因此，在一九四九的香港，市民耳中所听，是华洋杂处，国粤英间歇互响的乐声，充份反映了香港这城市的特色。当然，在那个时候，没有人可以预料到将来的香港，竟然会变成中国流行音乐的重要中心；创作和录制的音乐，影响会无远弗届；不但冲出方言地域规范，还在全世界各地，成为华人普及文化的强大力量。但一切令香港走进未来的各种因素，实在正是这个时期，已经开始慢慢形成。

这些因素，包括社会、经济、政治和地理成因。　　　。。。。。。。后来，香港市民形成“本士意识”，这一年的港府政治措施，实在是肇始的远因。

同时，香港也成为大批酷爱自由，不愿依附任何DANG派或ZHENG治SHI想的中国人的理想天堂。　　　　一九四九年，对香港来说，是重要的年份。对香港流行音乐而言，是年是分水岭。香港乐音，从此以后，开始找寻自己的声音。

聂耳这位不幸英年去世的作曲家，在世时虽屡在流行音乐组织如“联华影业公司音乐歌唱学校”（原“明月歌剧社”），或“百代公司”任职，但他对“流行俗曲”，却深心不喜。　　　　他在《一年来之中国音乐》一文里说：“流行俗曲已不可避免地快要走到末路上去了，高级的音乐已在逐渐引起社会人士的注意。”(11)　　　　不过，话虽如此，单从曲式，和声进行，和旋律结构分析，却实在看不出聂耳的作品，和他深切痛恨的“流行俗曲”，有什么音乐上的显著分别。刘靖之教授着《中国新音乐史编》第三章《“五四时代”的新音乐》对这个问题有精辟的分析(12)，于此不赘。

　“流行俗曲”在新中国，不但不再流行，而且，万难立足。于是“流行俗曲”率众南下，作曲人、写词人、音乐人、歌星纷纷渡过深圳河来到香港。香港，在一夜之间取代了上海，成为国语时代曲的新根据地。　　　　在未分析香港音乐怎么样在 1949 年后接收了上海的创作和演绎人材，而制作出港式“国语时代曲”之前，也许应该回顾一下从前的“时代曲”是如何在上海兴起的。

（B）四九年前的国语时代曲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已经有了近百年的租界发展。作家陈丹燕在《上海的风花雪月》说：“小河子变成了大马路，摇橹而来的宁波少年成了大亨，欧洲人在外滩挂出了一条横幅：‘世界有谁不知道上海？’那中国人的产业、商业、工业全面发展起来，南京路上的四大公司超过了外国人的百货店，四处灯红酒绿，欣欣向荣、大兴土木，上海在那个年代成为世界级的城市。”(13)

在这个中国的世界级城市，伴着灯红酒绿的，是不辍弦歌。上海的音乐品种，可以说包罗万有。古今中外，全部聚汇于此。既有昆曲、京剧；复有弹词、越剧；还有欧洲古典和美国爵士。而且人材济济，水平极高。像昆曲的俞振飞，京剧的麒麟童（周信芳），弹词的范雪君(14)，都是这些传统中国戏曲与地方音乐的表表者。至于西洋音乐方面，上海的工部局乐队，水平居全国之首(15)。而爵士音乐，也有各俱乐部与舞厅乐队，领导风骚 (16)。

　但影响全中国的，却是在这时期轻轻地开始的一种新声：时代曲。这是中国的音乐新品种，摒弃了中国戏曲音乐的全部旧传统，改用国人从前几乎完全没有听过的自然发声方法来唱。并以西洋和声方法，配合欧美流行的舞蹈节奏，用西洋乐器和偶一采用的中乐伴奏(17)。这种新声，旋律和歌词都平易近人，一听就懂，而多听几次就已经琅琅上口。于是人人传唱，在国民耳中心底，一下子便生了根，成为新时代新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份(18)。

　研究中国流行音乐的论者，大都认为这种由上海发祥的国语时代曲，是由当年大名鼎鼎的黎锦晖和他一手创办的“明月歌舞团”开端的(19)。第一批国语时代曲作品，正是黎锦晖作词作曲的《毛毛雨》（1927），《桃花江》（1929），《妹妹我爱你》（1929）等歌曲。其实，黎锦晖早期作品，并不是《毛毛雨》或《桃花江》一类后来被批评家评为“靡靡之音”的作品，而是专为儿童写作的儿童歌剧。

基于这些信念，这位自少就学过古琴与国乐弹拨乐器，又研习过西洋音乐理论的湖南音乐家，从民间音乐和地方戏曲如湖南民歌、湘剧、花鼓戏、汉剧、潮州音乐里面汲取养份，写了二十四首儿童表演歌曲和十二部儿童歌舞剧。这些作品，在全国各地，大受欢迎，影响深远(21)。　　　　黎锦晖的歌曲作品，大部份旋律接近民间小曲。像《毛毛雨》，实在和中国民谣风格，全无不同；在中国耳朵听来，十分容易产生共鸣。这首旋律进行简单而跃动，既易唱又易记。　　　　歌词用字更朴实而直接。像——　　“小亲亲，不要你的金，小亲亲，不要你的银。　　奴奴呀，只要你的心！”　　全部白描，一语道破。《梁山伯与祝英台小提琴协奏曲》作者陈钢教授在《上海老歌名典》评述这首名曲的曲词，也忍不住赞叹：“这种精神，至今尚难能可贵。”(22)

《桃花江》是黎锦晖 1929 年在南洋写的作品。因为“明月歌舞团”的巡回表演，出了经济问题，全团滞留异地，进退维谷。无可奈何之际，黎氏唯有创作乐音，售与上海音乐出版商，换取盘川解困。这首歌，后来被评为“迎合市民口味(23)”，“软豆腐”，“香艳肉感”，“一塌胡涂”(24)。更有甚之的，还认为是毒害儿童的“海洛英 ”(25)。但如果平心静气，单从旋律和歌词来分析，就会觉得这些清教徒式的评论，未免过于苛刻。　　

《桃花江》的旋律，用的是中国人一听就觉得亲切的“五音音阶”写成。全曲用小快板，2/4的节奏，轻松得跳动有致的伴奏，令人不禁身随乐动。编乐尤其出色。无论是歌曲开头的引子 (introduction) 旋律精彩得很，连乐段结尾的对位乐句 (Riff) 也真是一听不忘。所以听众一听就爱，由首播后到今天，依然风靡(26)，实在是国语时代曲中经典杰作。歌词也极尽佻皮之能事。“桃花江是美人窝，你比旁人美得多”，实在等同白居易“三千宠爱在一身，六宫粉黛无颜色”的廿世纪版本。“我一看见你，灵魂天上飘”，亦与《西厢记》张生的“灵魂飞去半天”，异曲同工(27)。

以今视昔，如果撇开了当时因为政治原因，或“宽于赞己、严以责人”的自私批评态度和保守封建的冬烘卫道眼光看黎锦晖作品，我们不能不佩服其得风气之先。无论创意、取材、用字、选音、挑节奏、编乐谱，他都走在时代前头，难怪数十年后，识者一致推他为“中国流行音乐鼻祖”(28)和“国语时代曲之父”。而且可贵的是，他的作品，历久常新，经得起岁月的考验，即使在廿一世纪，仍然悦乐迷耳朵。

对音乐人来说，这个有“冒险家乐园”之称的东方城市，吸引力简直比巴黎还要强劲。外国爵士乐师，纷纷越洋而至。他们认为上海已成“亚洲爵士乐之都 ”（“Jazz Mecca” of Asia）(32)，既多工作机会，又受当地人欢迎尊重，可以为他们提供在自己本国未必轻易找得的多采多姿生活。所以，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来沪的外国乐师，多达五六百人(33)。他们来自美国，来自菲律宾，也有来自俄罗斯。演奏各样乐器的都有，风琴、钢琴、小号、伸缩喇叭的占大多数。而特别的是夏威夷结他。这个夏威夷乐器，本来在纯正的爵士乐中，较少采用。但在上海，却十分流行，夜总会或舞厅里，由乐队领班作夏威夷结他独奏表演，是很能吸引乐迷入场的特备节目(34)。这倒真是上海自己独有的特色，端的别地少见。　　　　上海能成为“东方爵士乐之都”，而后来又带领全国成为国语时代曲的始创地，重要原因，是因为这城市很恰巧地配合了时代的发展。